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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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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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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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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三个伟人之死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巴纳耶夫生活在俄罗斯历史上文化的“黄金时代”,他虽然不属于最优秀的古典作家的行列,但是他与妻子一起主持刊物、举办沙龙,是当时最活跃的文化活动家。他几乎与19世纪初期和中期所有第一流的作家和评论家都有着深厚的、密切的关系。在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里,巴纳耶夫生动地记载了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音容笑貌,重现了那个满天星辰、交相辉映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沙皇统治最严酷、最僵硬的时代,却又是文化最具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正是在专制主义无情的压迫下,俄罗斯杰出的作家们创造出了让先进的西方也惊叹不已的鸿篇巨制。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每一次交锋,都摩擦出文明的火花,前者的丑恶更加衬托出后者的高贵。一个沙皇的皇冠,最终还是比不了一个诗人的一句不朽的诗句。
   在《群星灿烂的年代》里,巴纳耶夫先后写到了三个伟人悲惨的死亡以及三次迥然不同的葬礼。而这三个伟人之死和这三次重要的葬礼,恰恰象征着专制主义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狭路相逢,象征着星光与黑暗的对峙与斗争。三个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伟人——普希金、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死,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精神事件。对此,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俄罗斯的民众和俄罗斯的统治者,各有其不同的态度。巴纳耶夫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这引发后人无限思考和无限感慨的一切。
   普希金之死
   巴纳耶夫在学生时代曾经偶然遇见过普希金,他这样描述普希金的模样:“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上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型,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当我瞥了他一眼时,我的心猛地紧缩了。根据基普连斯基那幅有名的画像,我认出了这是普希金。”那时,害羞的巴纳耶夫还不敢走上前去与诗人打招呼。而当若干年以后,巴纳耶夫刚刚登上文坛,正想与敬爱的诗人结识的时候,诗人却在一场宫廷策划好的阴谋中死去了。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了致命伤。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普希金都是在可怕的痛苦中度过的。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病床前,御医阿连德虽然一生中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但当他离开诗人的病榻时,眼睛里却充满了泪水。阿连德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这样的痛楚中有如此的忍耐力!”当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普希金对安慰他的友人达里安说:“不,这里容不下我。看来,早就应该是这样了。”他瞥了一眼自己的书籍,说:“别了,朋友们。”
   一个尚在蒙昧中的民族,是如何对待他们最优秀的儿子的死亡的?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是如何举办伟大的诗人的葬礼的?在这背后所蕴含的意义,甚至比一个诗人的价值更为重要。如果这个民族对他们最优秀的儿女抱一种冷漠的、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就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未来必将是黯淡无光的;相反,如果这个民族对他们最优秀的儿女的悲惨命运都给予理解、同情和尊重,那么这个民族还将产生无数的伟大人物,这些伟大人物将再接再厉地把他们民族的文明推上更高峰。而普希金的葬礼,就是这样一次对俄罗斯民族的重大考验。普希金的葬礼,意义不仅仅是纪念普希金,而是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一次大检阅。
   巴纳耶夫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底层人民对诗人的态度:“普希金悲惨的逝世使彼得堡从淡漠无情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整个彼得堡震惊了。城里形成了异乎寻常的人流。……人群和马车从早到晚把宅第团团围住;雇车时只消说一声‘上普希金那儿去’,车夫就会把你直接送到那里。彼得堡各阶层的居民,连没有文化的人仿佛都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诗人的遗体表示鞠躬致意。这已经像是一场民众示威,象征着一种突然觉醒的社会舆论。”普希金是贵族,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然而他的心却与底层的大众息息相通。他的心灵不属于他的那个阶层,而属于俄罗斯的人民,正如他在诗歌中所说:“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俄罗斯的大地。他爱俄罗斯人民,于是俄罗斯人民也用爱来回报他。这是一种清贫的富有,这种富有让沙皇也羡慕不已。与普希金一样,巴纳耶夫也是贵族,而且还在国库司和国民教育司担任过官职,但是他又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因此,在巴纳耶夫的眼中,普希金的死亡和葬礼,意味着自由和民主思潮的第一次大的结集。
   当巴纳耶夫和朋友赶到普希金的住宅时,诗人的遗体已经送往教堂了。心虚的沙皇害怕群众示威游行,便将葬礼的地点临时改变了。诗人是多么了不起啊,他死后也要让似乎无所不能的沙皇操心不已、头痛不已。最高当局的命令是深夜里发出的:葬礼由原定的修舰所教堂改到马厩广场教堂。然而,即使这样匆忙的改变,也没有阻止人民络绎不绝地前来送行。巴纳耶夫写道:“整个马厩广场挤满了人群。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准进入教堂,可我却没有入场券……警官们一个劲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宪兵们骑马包围了广场……”我们还可以参考另一位目击者维亚泽姆基的说法:“在预定送走遗体那一夜的前一天,普希金的十几个生前好友聚集在他的家里向他致哀,我们所在的那间小客厅里突然来了整整一团宪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聚集在灵柩旁边的,大多不是朋友,而是宪兵,更不用说那些布置在街道上的哨兵了。当诗人的十二位亲朋好友聚集在那里向他致哀时,这些遍布在死者住宅里的武装队伍是用来对付谁的呢?这些身穿便服,可是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密探又是用来对付谁的呢?”诗人的灵柩被装上一辆普通的平板马车,由一个宪兵和诗人的老朋友屠格涅夫护送,秘密送往米哈伊夫斯克村。诗歌与专政机器的对立,在普希金的葬礼上像针尖对麦芒一样显示出来。刺刀和子弹能够杀死诗人,却不能杀死诗歌,不能杀死真理和正义,不能杀死美和善良。普希金的肉体被谋杀了,但他的精神却像种子一样,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沙皇专制政府的恐慌和民众的愤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就有5万民众来向普希金的遗体致意。作家卡拉姆津的女儿当时还是一个少女,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不同年龄、各种身份的人成群结队地簇拥在他的灵柩周围。妇女、老人、儿童、学生、穿皮袄的平民,甚至有些衣衫褴褛的都来向他们爱戴的诗人的遗体告别。”而普鲁士驻俄大使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民族自尊心被更强烈地激发出来了……由一个因为是极其伟大的无神论者而闻名的人的逝世所引发的示威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当局担心社会秩序会受到破坏,竟然下令改变举办隆重葬礼的地点,并且连夜把遗体送往教堂。”沙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隙,第一次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普希金的死并不是白死——由于他的被杀害,启动了一场广泛而深远的启蒙运动。民众由沙皇政府的膜拜者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可以说,普希金的死亡之日,就已经拉开了沙皇的专制主义统治灭亡的序幕。
   别林斯基之死
   别林斯基是巴纳耶夫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密,这是一种真正的同气相求、肝胆相照。在《群星灿烂的年代》中,巴纳耶夫写得最感人的也正是关于别林斯基的那一部分。这种伟大而无私的友谊让后人无限追忆和羡慕。他们两人,就好像是伯牙与子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知音。拥有这样的友谊,是人生当中怎样的一种幸福啊。
   巴纳耶夫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时的情景:“门开了,门里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看上去年约三十岁,身形瘦削,脸色苍白,一张不匀称的、但却严峻而聪明的面孔,鼻端粗圆,灰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一头黄而不淡的浓发垂到额际。”别林斯基是一个身体衰弱的病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当时所有有头脑、好读书的青年都被他的文章迷住了”。
   此后,他们很快就亲如一家人。心灵的交汇是不需要时间来堆积的,精神的沟通几乎在瞬间就可以完成。当巴纳耶夫迁居彼得堡时,把别林斯基也接到了他们的家中。在彼得堡,文学名流们对别林斯基十分傲慢。他们对他不屑一顾,再不就是把他说成一个厚颜无耻、学业未成而居然企望名垂史册的大学生。似乎只有普希金一个人私下承认,这个学业未成的大学生有朝一日定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
   后来,别林斯基果然成为俄罗斯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待新人就如同普希金当年对待他一样,最苛刻同时也最热忱。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是经他评论而一举成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个一名不文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当《穷人》的手稿送到别林斯基的手上时,第一页就吸引住了他,他越看越入迷,通宵未眠,一口气把手稿看完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依然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涅克拉索夫来了,别林斯基劈头就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穷人》显示了巨大的天才,它的作者将超过果戈里。那时,别林斯基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可是依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每发现一个新人,他就欣喜若狂。
   在巴纳耶夫的资助下,别林斯基到国外去修养了一段时间,可是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俄罗斯,这里才是他战斗的战场。一八四七年的冬天,对别林斯基来说是艰难的,他的气喘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还厉害咳嗽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血也因此不断地涌向头部。晚上日益频繁地发冷发热,他的精力一天天地衰竭着。
   第二年的春天,别林斯基的病情迅速恶化。他双颊深陷,两眼失神,只是在寒热发作的时候偶尔闪现一点光芒;胸脯塌陷下去,两腿几乎无法挪步,喘气十分可怕。就连朋友们来看他,也成了他的一种累赘。巴纳耶夫最后一次与别林斯基见面,心情极其沉重。那时,别林斯基已经走不动了,这个曾经生机勃勃的人,坐在沙发里,低垂着头,呼吸十分困难,他忧郁地把手伸给老朋友,手上渗满了冷汗。他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不行了,巴纳耶夫!”巴纳耶夫试图安慰别林斯基,但别林斯基打断了朋友的话:“别废话了。”别林斯基去世的时候,巴纳耶夫不在身边,可是据在场的人说,这位年轻的评论家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两眼闪光,走了几步,口齿含糊,但语气坚定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倒了下去。大家扶着他,让他躺到床上,过了一刻钟他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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