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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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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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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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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挣扎

   
   挣扎的麦穗
   
   一九四八年,巴黎一所不起眼的公寓。一位七十四岁的俄罗斯老人闭上了他依然明亮的眸子,一颗像成熟的麦穗的大脑停止了孜孜不倦的思考。
   这位老人就是别尔嘉耶夫。有的哲学家终其一身以建构庞大的体系为己任,有的哲学家却在其著作中表达自我精神的挣扎。黑格尔属于前者,别尔嘉耶夫则属于后者。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的别尔嘉耶夫,以薄薄的一本《俄罗斯思想》概括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比起某些砖头一样厚的著作来,更有着不朽的生命力。

   一八七四年,别尔嘉耶夫生于俄国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后来转向哲学和宗教的研究。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被学校开除并多次入狱。一九零一年,别尔嘉耶夫被流放到沃洛格达。流放生涯使这位风华正茂的贵族青年得以在幽闭的环境中沉思俄罗斯的命运,这个民族的苦难究竟来源于何处?这个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在哪里?一九一八年,当同胞们都在为权力、为面包、为燃料而殊死斗争的时候,当整个俄罗斯大地都笼罩在血与火之中的时候,别尔嘉耶夫却把全部精力放在创建“自由文化学院”的工作中,并在莫斯科大学讲授历史和哲学。在这样的时刻谈论“自由”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要么是疯子,要么别有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论“文化”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文化既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让革命早点成功。但是,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自由”和“文化”决定着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命运,它们甚至比革命本身还要重要。如果革命将剥夺人的自由,将消灭已有的文化结晶,那么革命的“合法性”便存在着致命的危机。社会的变更应当扩大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一九二一年,别尔嘉耶夫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在以后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里,别尔嘉耶夫辗转于北欧和西欧各国,先后定居于柏林和巴黎。虽然他一直想返回俄罗斯,但是国内越来越严酷的政治环境却使他有家也不能归,最后孤独地客死异乡。他由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因为“革命”中所包含的某些东西与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
   “真正的哲学总是挣扎。”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挣扎”既是指形而下意义的,又是指形而上意义的。他在灾难深重的现实社会中挣扎,也在更加灾难深重的精神世界里挣扎。他对“空对空”的经院哲学和经院哲学家不以为然,他宣称:“哲学家面临历史剧变即精神进行重大转向的时期,不可能再羁绊于书斋、书本,不可能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可能不感悟到精神的挣扎。”俄罗斯的剧变,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剧变,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剧变。蚕茧蜕变以后,究竟是变成美丽的蝴蝶还是变成丑陋的苍蝇?别尔嘉耶夫是悲观的,他选择的答案是后者。当时西欧的激进知识分子们都热烈地歌颂俄国的革命,并指责别氏的“落后”和“保守”。近一个世纪以后,俄罗斯尘埃落定,几千万人的鲜血凝结成一页沉重的历史。别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
   学术与现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别氏大概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来研究。他从事的是最抽象的、似乎也是离现实生活最远的哲学研究,但他又是最直接地对现实发言的俄罗斯流亡者之一。这两种不和谐的身份却和谐地结合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我从来就不是一位学院式的哲学家,从来就不想使哲学远遁生活而成为抽象的东西。不可否认,我确实不停歇地读过许多书,但我思想的来源从来就不是书本,甚至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完全读懂过任何一本书。”别尔嘉耶夫对精神现象的剖析是建立在对现实事件的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书本是苍白的,社会是鲜活的。沙皇的暴虐、贵族的空虚、资本家的贪婪、农民的愚昧以及革命的血腥,都进入到这位思想家的视野之中。他兼有贵族与平民两重的身份——既热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的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的、受难的世界,两个世界经常在他的内心里冲突着。正是这种冲突,使他的思想保持了正午的阳光般的穿透力。
   别尔嘉耶夫感受到了本世纪以来社会的进程与个人的自由、爱、独立性以及个体人格的创造使命之间强烈的冲突。社会进程扼杀个体人格,视个体人格为工具。于是,他不断地从列夫•托尔斯泰那里、从尼采那里、从易卜生那里、从马克思那里吸收精神资源。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成果也成为后人的精神资源。《自由的哲学》、《历史的意义》、《新的中世纪》、《不平等的哲学》、《论人的使命》、《人的奴役与自由》……每本著作都是他生命热力的结晶,都是他走在价值重估的漫漫长路上的足印。别尔嘉耶夫毫无惧色地宣称:“当专制政体凌辱我对个体尊严的看法,窒息我对自由和创造的热爱时,我奋起抗击,并取用极端的形式来传达这种抗击。当社会不平等的庇护者无耻地庇护自己的特权,当资本主义压迫劳动群众,把人转换成物,我也同样起而拒之。”他采取的是八面作战的姿态,一切违背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利的势力,都是他的敌人——不管它们以革命的还是反动的面貌出现。在他看来,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中间的状态。他将价值建立在每个生命个体的基础上,从而与二十世纪宏大的观念之间划开的界限。那些宏大的观念企图将个体席卷进它们所预设的历史进程之中,只要进程是“正义”的,那么在进程之中出现的误差都可以忽略不计。而别氏关注的恰恰是个人的命运,即使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换取历史的进步,他也绝不同意。在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思考,不能用数学来代替。在这一领域内,“二”并不一定比“一”大。正是在这一基点上,他成为革命的反动派,而原因与他当年成为沙皇政权的反动派一样。在集体对个体持总体性的压抑的二十世纪,别尔嘉耶夫理所当然地成了终身的反对派。
   有了这样金刚石一般坚硬的声音,俄罗斯文化的薪火就能够绵延不绝;有了别尔嘉耶夫这样精神挣扎不息的思想家,俄罗斯思想的泉水就能够汩汩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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