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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谁来主持正义?
   在阅读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之前,我最先看的是美国拍摄的同名电影《基度山恩仇记》。

   那是80年代初,我还正在上小学。我记得,那是童年时代我所看过的最长的电影之一,它分为上下两集,几乎有将近4个小时。当时看到最后部分,人已经精疲力竭了。
   老实说,以那时的年龄,我还很难透彻地理解整部影片的内容。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名叫邓蒂斯的青年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中的那段生活。小说中所描写的长达14年的苦难,在电影中只有短短的十多分钟。然而,我在电影中所认识的那个警戒森严的、堡垒式的监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心目中最恐怖的地方之一。小说中曾经写到邓蒂斯在押解他的小船上,刚刚望见孤岛上的伊夫堡时的情景:“在那黑森森的岩石上,竖立着伊夫堡。三百多年来,这座阴气沉沉的堡垒,曾有过这么一些可怕的传说,所以当它突然呈现在邓蒂斯眼前的时候,就使他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徒看见了断头台一样。”影片更是运用种种手法,把黑牢的恐怖渲染到了极致。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邓蒂斯蜷伏在黑牢的草堆里;溽暑蒸人的时候,他在监狱的石板地上滚来滚去。而法利亚长老更是吓了我一大跳——他刚刚出现时,好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幽灵。看到这些镜头,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
   而最让小孩无法忘怀的是邓蒂斯逃脱的一幕,他装扮成长老的尸体,自己把自己装进麻袋里,然后被扔进大海。水手出身的邓蒂斯,在与风浪搏击之后,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一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以致于在以后若干年里,我的梦中不断地出现在海浪中搏击的邓蒂斯,他的手臂翻滚着,就像一根坚固的船桨,他的汗水与海水融合在一起。在梦中,有时主人公甚至换成了自己。不过,我自己可没有邓蒂斯那么英勇,更没有他娴熟的游泳技术,所以不时地呛几口海水。
   我对这一情节的记忆,是不由自主的。而在记忆的背后,体现出的是我自己天性中对自由的热爱。一切剥夺无辜者自由的企图都是卑劣的,一切为获得自由所作出的努力都是崇高的。自由是如此的可贵,没有自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而人类、尤其是那些高贵的人们,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所捍卫的原则,让我肃然起敬。大仲马这样描绘邓蒂斯获得自由的那一时刻的景象:“风渐渐息了,大块灰色的云片向西方卷去,蓝色的苍穹显露出来,上面点缀着明亮的星星。不久,地平线上现出一道红色的条文,波浪渐渐变成白色,一道光线掠到波浪上面,把吐着白沫的浪尖染成金黄色,白天来了。”大仲马在小说中不擅长、也不喜欢描写风景。他的小说向来以曲折的情节取胜,他不愿意让静态的景物描写打断自己精心设计的情节结构。那么,大仲马为什么不惜放慢小说的节奏,在这里花上一段颇有诗情画意的笔墨?我理解大仲马的用心。我想,作者本人也在为主人公获得自由而感到无比的欣喜。他放下紧锣密鼓的情节,用纯净的自然万物来向主人公致敬。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电影进展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在四川一个小县城简陋的小电影院的黑暗中的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孩子紧张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
   后来,真正阅读《基度山伯爵》的时候,已经是中学时代了。我是把《基度山伯爵》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一起阅读的,那是80年代的中后期,正是武侠大流行的时期。我发现,《基度山伯爵》和中国的武侠小说在骨子里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在没有法律和公理的时代,如何保卫正义不受邪恶的侵犯?中国的武侠小说和包括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传奇作品,都在探讨这一问题。它们的答案是相同的:第一,通过种种手段,让主人公在不义的社会中成为强者;第二,让具有强者身份的主人公自己来执行一种更为普遍的正义,在中国是“替天行道”,在欧洲是“以上帝的名义”。这样的选择当然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在那些法律被玩弄、公理被蔑视的社会里唯一的选择。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张扬正义的时候,最大的依靠是个人的武功,正义的主持者往往要修炼成最高的武功,这样才能够发挥惩恶扬善的作用;而在《基度山伯爵》中,邓蒂斯最大的优势却在于基度山岛上富可敌国的金银财宝。这里体现出的是东方人与西方人思维上典型的差异:东方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西方人更多现实主义的成分。中国的武侠小说家把个人内在的潜力推展到一个神奇的境界,而在大仲马看来,在残酷的社会角逐中,财富拥有最大的能量。不管怎样,以《基度山伯爵》为代表的西方传奇小说和中国的武侠小说,所凸现的都是面对整个世界的“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受到整个世界的敌视,但是他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向全社会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
   其实,我和我的同龄人已经错过了真正的“基度山热”。真正受“基度山热”感染的是比我大上一轮甚至两轮的人们。在那个善恶颠倒、无法无天的年代里,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基度山伯爵》在青年当中广为流传,成了仅次于红宝书和《鲁迅全集》的、最受欢迎的外国小说之一。我的一位40多岁的师长对我说,他曾经把《基度山伯爵》读了十几遍,有的段落甚至能够背诵下来。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俄罗斯情结以外,还有一个同样解不开的法兰西情结。苏联当年是“老大哥”,中国青年有俄罗斯情结自不待言,而法兰西则是近代革命的摇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同样让人神往。《基度山伯爵》中所展示的浪漫的法兰西风情,以及动荡的时代背景,给东方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想象的世界。这是一个能够让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们无限遐想的时空。基度山伯爵虽然没有参与19世纪初法国惊涛骇浪般的革命与战争,但是他却是被时代所裹胁的普通人。他的悲惨的命运除了个人的特殊性以外,与法国政治的风云变幻有着直接的联系。他14年的牢狱之灾,与法国那个谁也回避不了的名字——拿破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被诬告替幽居的拿破仑通风报信,因此受到了严酷的惩罚。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度山伯爵的人格中有着明显的拿破仑的影子:拿破仑崛起于布衣之中,却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和属于自己的时代;而基度山伯爵也是出身贫寒的水手,历经苦难,以一笔富可敌国的财产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找回了在这个世界上早以不复存在的正义。
   还是回到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人人都渴望成为英雄、而又没有英雄的时代,那是一个自我被高度压抑同时又企图高度张扬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基度山伯爵就成了一代青年心中的偶像。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恢复正义和公理,如何让善归于善、恶归于恶?要借助“国家”、“政府”、“人民”这些“大词”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它们已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了。美好的乌托邦写在领袖们的著作中,却不存在于每个人真实的生活中。经过了漫长的怀疑、彷徨与苦闷之后,读到这本痛快淋漓的《基度山伯爵》,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地欣喜啊!那时,几乎每个青年都梦想着自己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充当“基度山伯爵”的角色,在社会普遍的不正义中申明正义的可能性。
   当然,每个青年也都希望自己拥有基度山伯爵的财富。不过,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不能彰显的心理状态——那时,财富与腐朽、与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拥有财富是莫大的罪恶,而企图拥有财富同样是莫大的罪恶。只有贫穷才是受到赞美的。然而,这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人生来就有追求财富的愿望。因此,压抑这一愿望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我想,假如基度山伯爵仅仅是一个英雄加穷光蛋,那么喜欢他的人将减少十之八九。人们在基度山伯爵的故事里发现,金钱如果用到刀刃上,也能够为正义的实现立下汗马功劳。基度山伯爵的出现,使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为财富正名的突破口。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中,译者蒋学模先生写了一篇后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基度山伯爵》虽然是一部长时期来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它和它的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却并不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基度山伯爵》尽管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故事,尽管在某些细节上也反映出社会的进程,但没有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来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基度山伯爵》的故事背景跨越了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两个时代,这是法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极为错综复杂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权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正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工人阶级也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大仲马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本可以在作品中把七月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表现出来,但作者却无意深入解剖当时的社会生活,一百万字的巨著主要靠曲折的情节支撑。因而尽管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写作技巧有不少可取之处,整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却不算高。与大仲马同时代并且同属浪漫主义流派的雨果所写的《悲惨世界》,却能以感人的艺术笔触,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甚至正面描写了1830年巴黎人民的起义斗争。因而在文学史上,《悲惨世界》高于《基度山伯爵》,雨果的地位显然也比大仲马重要得多。”这段话写于1978年,大概受到时代因素的限制,译者不得不写上一段“批判性”的评价文字,才能够让译稿过关。然而,正是在这段话里,暴露出长期以来我们对小说乃至整个文学本质的错误体认。
   以上这段话是一种典型的“反映论”,它把历史和哲学应当承担的责任强加到文学的身上。它认为文学对现实起着“镜子”一样的作用,文学的最高价值在于“认识价值”。其实,真正的镜子是历史和哲学,而不是文学。文学的意义不仅不在于“反映”、“解剖”、“概括”,而恰恰在于创造出一个虚拟的时空,同时创造出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文学的最高价值不在“认识”而在“审美”。大仲马靠曲折的情节来支撑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这不仅不是他的缺点,反倒是他的天才所在。编故事的能力,是小说家的基本功所在。在这点上来看,大仲马是一个天才。按照译者的说法,剖析社会背景比讲述故事还重要,那么,那些故事背景压倒故事本身的作品反倒是最优秀的作品了。用这一逻辑来推论,文革时期的“三红一创”四部小说就是最优秀的小说了。我不知道“社会生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而小说是否肩负有揭示这一“本质”的任务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基度山伯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一部小说的价值并不能用它是否表现了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来衡量。假如大仲马在《基度山伯爵》中写上一段工人阶级的困苦生活,难道整部小说的“意义”就提高了吗?相反,我认为那会是一处大大的败笔,因为它与整部作品的风格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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