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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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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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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暗夜中的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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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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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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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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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第四种权力》

   
   守望者的天职
   
   美国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作为“守望者”的新闻记者,在现代社会里享有“无冕之王”的美誉。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够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闻对于维护社会正义更是作用突出。朱镕基总理曾经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坚兵”。这四句话精辟地总结了当前中国的新闻舆论所担负的职责和使命。那么,今日中国新闻界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一直期盼着出现这样一本著作。在《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昝爱宗策划)一书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关于当下中国新闻现状的全景展示和局部描绘,我们还能读到对历史的勾勒和对未来的展望,而该书最突出的部分则是对中国新闻现状的深入剖析,这一部分的文字感情沉痛而充满胆识,既有相当的批判意义又有着明确的建设性。

   《第四种权力》的几位作者都是血气方刚而思想敏锐的青年人,他们有的是在新闻采访第一线工作多年、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编辑,有的是还在北京大学求学、对传媒有浓厚兴趣并有较深入研究的学子。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激情与思辨的融会,使全书的闪光点比比皆是,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该书的策划人昝爱宗指出:“舆论监督不仅仅是曝光。真实、正义、公开、平等、理性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充满激情、敞开良心、尊重自由、甘于牺牲和时刻保持清醒是新闻健康发展的保证”,贯彻在《第四种权力》一书中的正是以上这些精神实质。
   《第四种权力》把中国当下的新闻状况放在一个宏大的坐标系中进行透视。坐标系的纵轴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新闻发展史。从早期的维新派报人王韬、梁启超到民国时代著名的报人邵飘萍、史量才,一直到80年代一批秉承良知、探寻正义的新闻工作者,宏观回溯,百年风云、百年坎坷,尽收眼底。坐标系的横轴则是西方新闻的发展史。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者通过分析杰斐逊、普利策等美国著名人士的思想,对西方新闻业的精神源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然后反观中国自身,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而放置在这两条坐标之中的,则是中国新闻业让人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书中关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若干著名案例的凸现,如“焦点访谈”现象、《南方周末》现象、《人民日报》首次败诉、卢跃刚《大国寡民》引发的官司、张金柱事件与新闻界的连锁反应等等,无不让人触目惊心,进而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有着新闻界“大侠”之称的卢跃刚,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我们的基本立场》中指出:“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恢复常识判断,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的‘舆论监督’似乎才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宪法》和公众赋予的,有着深厚的现代社会的法理基础。”这正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起点。
   引起我注意的是该书的副题《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谈论良知、谈论正义当然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新闻界而言。但是,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法治的问题。必须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保障新闻的自由和独立,新闻才能够充当公众的耳目和代言人。新闻自由是制度性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说:“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草拟了两个文件草案,一为《新闻自由公约》,二为《国际更正权》。后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称为《国际更正权公约》,于195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62年生效。可以说,新闻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国的《宪法》中对新闻自由有着明确的规定。宪法之所以要保障新闻自由,是因为只有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维持新闻媒体的自主性,媒体才能够提供没有被政府控制或者影响的资讯、意见以及娱乐,促进人们对政府和公众事务的关心,进而引起公众的讨论,完善地起到监督政府的功能。《第四种权力》的几位年轻作者很敏锐地对新闻立法进行前瞻性的展望,他们对新闻立法的强调超过了传统上对新闻从业人士道德要求的强调,这充分说明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新闻是第四种权力,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媒体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充分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没有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新闻充当不了第四种权力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主机制是相当不完备的,强权和独裁随时可能成为主导力量。《第四种权力》一书的作者们,所力图申明的,正是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却在当今中国变得不那么简单的道理。
   新闻与我们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压制人民信仰、意见或其他之表达自由是对人尊严的冒犯,也是对人基本天性的否定。同时,个人作为社会一分之也有权利参与会影响到其本身利益的任何决策。剥夺个人对真理的追求,剥夺个人表达什么是真理的权利,就等于是让国家或社会对个人享有独裁的统治权,而置个人于他人专断的控制之下。”读完事例丰富、论述精彩的《第四种权力》,我对爱默生的这段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大量普通人的命运,以及许多关注普通人命运的、有良知和职业道德的记者的命运。如果说《第四种权力》尚未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充展开,那么它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对个体命运的注视和声张。
   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底层社会,是一种普遍的善。新闻的正义性也就体现于此。《第四种权力》以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与恶势力的交锋。卢跃刚的一本厚重的《大国寡民》让那些只知道清谈的知识分子们汗颜——这本书为我们凸显了一个真实得令人恐怖的底层中国。当城里人都在鄙视农民的时候,卢跃刚却向农民走去,长时间地与他们同吃同住。他发现并揭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的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他发现并揭示了与我们的生活同步的、诸如武芳毁容案等等极其残暴的事件,他尖锐地指出这样一个真理:历史将会证明,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城里人。有人在冰面上滑冰,有人却在冰层下受冻;有人观赏着大雪吟诗作画,有人却在大雪中被活活冻死。卢跃刚以新闻记者敏锐的眼睛发现了城里人虚妄的骄傲。他在谈论一本风行一时的、名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时,愤怒地批判了该书的新纳粹趋向。这位有第三只眼睛的人,操着旧贵族的腔调,用他那伪装的德国名字评论了土地承包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之后,提出了一条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路”:“让农民再饥饿几年!”这个思路潜藏着两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逻辑:一是死几千万人或再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能够实现现代化;二是统购统销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了农民30年,时间还嫌不够长!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让人过上一种更加富裕、更加幸福的生活,也是更有尊严、更有自由的生活。如果以剥夺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还不用说其他权利)为代价,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呢?卢跃刚是当代中国最令人尊敬的新闻记者之一,他是一个捍卫常识、捍卫人的尊严的“守望者”。
   在今天的中国,“第四种权力”还是海市蜃楼。但是,我们完全有眺望的理由。“守望”既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职。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放弃了,那么我们也就放弃了我们自己的权利、放弃了我们的幸福、也放弃了我们的未来。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坚持了,那么我们也就坚持了我们的自由、坚持了我们的理想、也坚持了我们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没有别人能够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别人能够解放我们,解放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公民,我们有表达的要求,我们应当拥有表达的孔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四种权力》诞生在公元2000年,是一件让人既忧伤又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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