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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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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布拉格是一座幽暗的城堡,一座将卡夫卡拒之于门外的城堡。布拉格是一种座悖谬的城市,一座在昆德拉的回忆里不断变幻的城市。在异族的侵略和极权主义的摧残下,布拉格存在下来,尽管带着累累的创伤。
   克里玛曾经被迫离开布拉格,后来又重返这片剪不断脐带的土地。他写下了薄薄的《布拉格精神》,为这座城市也为城市中的同胞立传。
   一九八九年的天鹅绒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昔日的创伤并没有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迅速愈合。相反,昔日的伤痕每天都在隐隐作痛。在布拉格,曾经有过三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今天,人人似乎都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生活方式还是存留着当年的痕迹,空气中还带有昔日铁锈的味道。
   布拉格的三种生活方式分别是:恐惧、冷漠和抗争。
   克里玛指出:“恐惧总是权力最可靠的同盟之一。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种权力不是依赖某种形式的恐惧。”恐惧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对捷克人来说,更为显著。他们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一直受着周边民族的压迫和侵略。从当年蒙古人的“黄祸”到哈布斯堡王朝,从拿破伦的铁蹄到希特勒的坦克,再到苏联占领军的红旗,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恐惧一直笼罩在布拉格市民的头上。开始,恐惧是外在的,后来逐渐内在化于绝大部分公民的生活中。“权力越凶恶越绝对,它便越剥夺人的自由和造成恐惧。”恐惧使人丧失了起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恐惧带来生活的单调和贫乏,恐惧造成文学基本品格的消亡。卡夫卡在给密伦娜的情书中写道:“你知道,当我试图写下某些东西,那些在我周边对准我的刀剑开始慢慢逼近我的身体,这是最彻底的折磨;以至在第一声叫喊中,我背叛了你,我自己,每件事情。”卡夫卡深刻而真实地表达了他最个人的经验,同时也超越了个人的体验,概括了布拉格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普遍境遇。
   面对弹孔累累的布拉格,克里玛痛心地承认:“在现代极权主义历史中,还很难发现这样一种僵硬的和一致的对民族文化的迫害,也很难发现由精英们所表现出来的宁愿接受任何命运也不和这种权力狼狈为奸的坚定决心。”坦克带来的恐惧是暂时的,而制度制造的恐惧则与日常生活重合在一起。对生活的压榨,集中体现在对文化、对文学、对知识分子的压榨上。克里玛承认,与一般公民相比,知识精英们、写作者们甚至更加软弱无力。严厉的审查制度让作家们如履薄冰,“有的作家事先用审查制度考虑问题,因而损害了他们的作品,当然也损害了他们本人。”审查制度的可怕,不在于审查制度本身,而在于它以自身的存在让人不寒而栗。审查制度就像一个禁止通行的路牌,不加任何解释,命令所有的人必须绕道而过。路牌不用考虑司机有什么疑问,它仅仅提供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命令,你将撞得粉身碎骨。因此,被恐惧所淹没的司机只能“遵命”而行。在极权主义体制下,作家们内心所享有的自由,往往比他们实际的自由要小得多。恐惧使他们高估了对手的力量。
   在刚开始的时候,恐惧是由极权主义政权施加的,是外在的;不久,恐惧就成了日常生活化的,从来内在的。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说真话,见面的时候互相绕着圈子说话,并逐渐发明了一种“心领神会”的编码方式言说方式。如果突然出现了某个“害群之马”,他说真话、说“反动”的话或者写作这样的文字,人们便以看待“怪兽”的眼光看待他。“正常”与“非常”悄悄地发生了颠倒。如果这个说真话的人在说了一段时间的真话以后,依然没有被官方打击或者抓捕,人们便感动不可思议:为什么不抓他呢?仿佛抓他是理所当然的,不抓他反倒不正常了。恐惧造就了“看客”的心态,一旦这种看客心态得不到满足,他们便会自动地去帮助实施甚至直接实施恐惧——例如去告密、去参与对说真话者的迫害。恐惧将日常生活异化了。
   而更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则是冷漠。克里玛发现:“打击捷克文化使全社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和压抑,社会在表面上陷入冷漠。”冷漠的标志之一是善恶观的全面沦丧。哈维尔在致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政府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之私利和贪欲行事……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正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为可悲的。”在布拉格,在捷克,在苏联东欧,在一切极权主义国家里,公民们那连微澜也没有的内心生活,与热烈的群众运动形成鲜明的反差。克里玛特意描述了捷克的雄鹰社体操比赛,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举行。这次大型活动集合了好几万体操运动员同时在二十万人面前表演固定项目。而运动员神态的呆滞和观众神态的呆滞共同标识了时代的症候。
   统治者正是意识到了这种状况,所以才拼命举办盛大的会议、游行、庆典、烟花爆竹、体育运动。统治者企图营造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景象,展示其制度的“生机勃勃”。越是心虚的统治者,越是热衷于搞庆典之类的活动。一次动员数十万人参与,在动员的过程中,既考验了政权机器的运作效率,也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还大大地提高自身的威信。这样一箭三雕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大型的庆典活动,由成千上万的鲜花、气球、鸽子组成,当然还少不了美丽的少女和潇洒的少年——他们代表着青春和热情。统治者认为,这样做就能够克服全社会的冷漠,让大家都快快乐乐地投身到生活和建设中去。然而,这些活动仅仅是一堆肥皂泡而已,它们所渲染的情绪进入不了人民的内心。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宏大的活动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它淹没了个体,而凸现出集体的巨大能量,让个体不由自主地服从于集体、献身于集体。而统治者则永远是观礼台上挥手的“个体”,是极权主义国家中硕果仅存的“个体”。
   盛大的仪式永远是统治者的偏好。统治者把这一偏好强加到公众生活之中。他们挥手,让成千上万的人回应;他们演讲,让成千上万的人鼓掌。他们制造了一张张巨幅的肖像,让人民在广场上高高举着;他们写作了一本本著作,让人民在图书馆里虔诚地阅读。他们对体育尤其感兴趣,因为体育能够体现“国家的实力、地位和精神风貌”。包括捷克在内的所有苏联和东欧的国家,都投入巨资在体育项目上。当然,不是群众体育而是“精英体育”。在这些国度里,平均几万人没有一个体育场、庞大的住宅小区中没有任何体育设施。但是,国家会给予那些精挑细选的运动员以第一流的条件——从运动设施到后勤保障,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优越。这样,他们的运动员便能够代表国家在奥运会等国际体育盛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当年的苏联、东德、匈牙利等国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体育奇迹。对于体育,统治者向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们的目的是使用体育上成功来唤起民族的凝聚力、唤起民众的爱国心。这是他们最擅长玩弄的把戏,也是他们最有效果的把戏。在极权主义体制下,体育成了延缓这一体制寿命的帮凶,它嵌入人们的生活中,它迫使或者诱使人们关心它、谈论它、挂念它,从而忘却自身的真实状况。
   同时,统治者进行谎言的批量生产,就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新语词典”一样。他们企图用谎言来遮盖真理,结果却适得其反: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心灵的死灭。导致全社会冷漠的制度,哈维尔称之为“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的政权,正如哈维尔所说,“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哈维尔质问傀儡总统:“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克里玛同样准确无误地指出:“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作正常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名誉甚至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任何意义上,都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欺诈是这样进行的:在公共场合,人们口头上喋喋不休地讲述着道德,但同时内心又在嘲笑它们。明知说的是假话,但还是不得不说。一个说假话的人对另一个说假话的人“明察秋毫”,互相成为对方的警察。这时,已经不需要官方的监督了,人们自身完成了监督。说真话的人不是被官方处死,而是被人们扔石头打死。因为你说真话,所以你冒犯了说假话的人的“尊严”。用这种方式,轻而易举地、不露痕迹地消灭了说真话的人。这就是统治者手腕的高明之处。
   还是让我们回到卡夫卡那里。卡夫卡在《审判》中展示了恐惧和冷漠两种生活方式。主人公K代表着被恐惧所压垮的人,而在K周围的人则是被冷漠所统治的人。K在恐惧中连自尽的勇气也丧失了,而在K周围的人依然迷迷瞪瞪地生活在冷漠的包围之中。卡夫卡天才地预见到了布拉格人日后的处境。那么,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生存方式呢?
   即使在制度最僵硬、最残暴的时刻,还是有人选择第三种生活方式。这就是哈维尔式的抗争。在克里玛眼中,哈维尔是“一个如此坚持原则的现制度的反对派,为了他的深信准备从事任何事情,包括坐牢”。当然,比起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哈维尔来,克里玛更看重的是文学中的哈维尔、戏剧家和随笔作家的哈维尔。克里玛强调,文学作为一个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它注定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和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同时,文学是对记忆的捍卫,“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问世是作为其创造者的一种喊叫,是对于笼罩于他本人、同样也笼罩于他的前辈和同代人、他的时代、他所说的语言身上的遗忘的抗议。一部文学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种东西。”这类作品,保存着捷克人纯正的精神世界,准确地传达着时代与历史的悖谬。正因为有这些作品的存在,苏联人的坦克能够开进捷克的首都,却开不进捷克的文化时空之中。
   哈维尔、克里玛以及“桑米兹德”沙龙里的捷克文学的捍卫者们,依靠一部打字机和一个打字员、更依靠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感开始了创作。哈维尔主张的“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重新承担责任,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与克里玛所说的“直接说出要什么,甘冒作品不被发表之风险,甚至使得生活处于威胁之中的风险”,异曲同工。他们为今天的文学自由作出了贡献,而且并不仅仅是文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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