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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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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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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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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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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的月光


   密西西比河的月光
   ——序《马克•吐温文集》
   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的灵魂。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湍急的密西西比河阻挡不了英勇的水手,美国正是在这条大动脉的孕育中长大的。美国的精神与这条河流一样,是流动的、自由的、冒险的。在塑造美利坚民族性格上,密西西比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谁能够抓住密西西比河的灵魂,谁就抓住了美国的灵魂。

   成功地抓住了密西西比河灵魂的美国作家,迄今为止大概只有马克•吐温一个人。英国作家吉卜林在一封给美国出版界的信中写道:“马克•吐温是大洋彼岸你们中最伟大的人物,远远超过其他人……他可以和塞万提斯媲美。”这一评价毫不过分。正是在马克•吐温这里,美国文学才形成了它那独特的精神风貌,就像肆虐的密西西比河最终决定了自己的流向一样。如果说密西西比河以及河上的月光是永恒的,那么马克•吐温的文字也将是永恒的。
   幽默和幽默的背后
   说起马克•吐温,人们立即想起他的幽默来。是的,马克•吐温是一个幽默的作家。但是,人们能够欣赏他的幽默,却很少能够读出他幽默背后的东西来。
   马克•吐温的幽默来源于童年,来源于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的人。她晚年时候偶然在火车上听到两个陌生人在争论一个问题:马克•吐温生于佛罗里达还是汉尼伯尔。她告诉他们说是佛罗里达。但是,那个说是汉尼伯尔的人坚持认为这种说法不可信,是民间的以讹传讹。于是,作家的母亲心平气和地说:“我是他的母亲,应该知道他生在什么地方。当时我是在场的。”
   这种幽默是无法效仿的天赋,它与作家长期的底层生活体验一结合,立刻产生出闪亮的火花。英国文学中有源远流长的幽默传统,但那是上层社会的产物,是传统、知识与格调调和成的鸡尾酒。那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尽管透露出历史和文化的温馨,但我始终觉得有点儿矫揉造作。这些文字描述的是高雅的社交场合、庄园、饭店和酒吧、大学和图书馆,而出没于这些地方的都是“有文化”的人。与英国文学中的幽默不同,美国文学中的幽默是底层人民智慧的结晶。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幽默文学,描写的是美国最普通的老百姓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劳苦的农场主和手工业者、稀里糊涂的庄稼人、长舌妇、顽童和怪头怪脑的老人。马克•吐温继承了从华盛顿•欧文、霍桑以来的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中的幽默提升到文学品格的高度上来。
   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一般都有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讲述着发生自己身上的故事。这种人物往往都是缺心少眼的,他似乎根本没有发觉自己讲的故事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这样,故事与人物的态度之间便产生了一种舞台艺术般的间离效果。马克•吐温正是从这个角度来阐述“幽默”与“俏皮”之间的区别的,他指出:“俏皮和幽默之间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区别只在于时间:一个是闪电,一个是灯光。这两者显然都是来自同一材料,不过俏皮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耀眼而带有危险的光花,幽默则爱斗爱闹,总喜欢在情节上弄些花样。”按照马克•吐温的意见,“幽默”故事的效果取决于故事的讲法,而“俏皮”故事的效果则取决于内容。他发现了生活惊人的荒谬性: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之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这一事实。人人都学嘲笑他人,却不知道自己也同样可笑。在这样的情况下,清醒的人便感受到的“幽默”。
   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生死之谜》中讲述了法国著名画家米勒的故事。几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发现了一条定律:“凡是生前默默无闻、不受重视的伟大艺术家,只有在死后,其天才才被承认,而且其作品的价值只有在死后才会扶摇上升。”于是,他们决定制造其中某个画家死去的谣言,抽签决定谁去“死”。结果,画家米勒抽中了。伙伴们奔走相告,他们“已经去世”的朋友生前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所保存下来的作品是如何如何的稀少。他们为米勒举行了相当隆重的葬礼,棺材中装的是一个腊制的假人,而米勒本人则混进了抬棺人的行列。立刻,米勒一举成名,作品也价值连城。故事本身的虚构的,但它却凸现出了另一种高度的真实。马克•吐温说过:“只有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幽默,才有生命力,才可以惹读者发笑。”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几个热点人物,如陈寅恪热、顾准热、王小波热等等,哪个人物不是在死后才被“发掘”出来,被大家所熟悉、所认可的呢?尤其是王小波,在他的生前,没有多少人了解他、关心他、爱护他,而在他死后,人人都在写纪念文章,人人都宣称自己是王小波的“好朋友”。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要是王小波有这么多知心的朋友,他会这么痛苦地英年早逝吗?结合马克•吐温的小说,我想,这难道仅仅是米勒和王小波的悲剧?我们热爱那些伟大的人、高贵的人、聪明的人、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人,但是必须是在他们死去以后。向死人表示敬意是无损于我们的自尊心的。而当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威胁,他的存在将反衬出我们的渺小和平庸,因此我们必须将他除掉,然后隆重地悼念他,在悼念中显示我们的无私和我们的真诚。小说中所揭示的定律在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今天依然如此并且愈演愈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吐温的作品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他坦然地谈到这点:“没有什么比承认我的真实更能够使我感到自豪。我长期为此奋斗,终于达到了目的。我今后的作品是否幽默,是否有诗意,是否娓娓动听,诸如此类等等,我都无所谓,我的最终理想和愿望是能做到‘真实’,能说自己‘真实’。”
   除了真实以外,马克•吐温在作品中还透露出一种人间的 “大爱”。他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中描述了一个黑人大婶悲剧性的命运,尽管她家破人亡、饱受虐待,但始终没有丧失希望,“总是笑口常开,就像鸟儿唱歌一样自然”。在与之类似的一系列作品中,他表达了同样的信念:人性固然有阴暗的、邪恶的、残暴的、自私的一面,但只要还存在着爱,人类就有希望。马克•吐温反复强调说:“如果作品不是以爱人为本的话,惹笑的做法就毫无意义。”这也是我喜欢马克•吐温作品的原因之一。我不喜欢钱钟书的幽默,因为他的站在山颠俯瞰芸芸众生,他自以为自己是“高等人”,所以洋洋得意地嘲弄他人的弱点。钱钟书的《围城》显得那样尖酸刻薄,得饶人处也不饶人。而马克•吐温的作品却渗透着一种浓郁的温情,尽管在他最尖锐、最愤怒的时候,这种温情也没有丧失。这就是冷的文字与热的文字的差别。马克•吐温把自己放到了作品里,作家也在被讽刺的行列中。因此,我能够触摸到字里行间的温度。有了这种温情,笑才成为“含泪的笑”。笑与泪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马克•吐温的讽刺也带有特殊的“凄凉”的味道,无论怎样的辛辣和笑虐,背后都有一颗明朗的、温和的、宽容的爱心。
   大河与童年
   密西西比河是马克•吐温作品始终不渝的主人公。可以想象,没有了密西西比河,还能够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吗?作家本人是在密西西比河边长大的,童年的时候曾经偷偷地到大河里游泳,差点被淹死,全村的人都到河边围观。青年时代,他又在大河上度过了漫长的领港员的生涯。船上的生活是艰苦的,却又是自由的。作家在成名后,拥有了良田美宅的时候,依然公开宣布,比起其他任何职业来他更爱干领港员这一行,“其原因很简单,当时领港员是世界上唯一无拘无束、独立自主的人类代表者。”与领港员相比,“报纸的编辑不可能独立自主,他一只手要写,另一只手则被他背后那一帮派和主义抓住。如果他有机会能发表自己的哪怕是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想法,他就应该感到高兴。神父同样也不自由,不能对一切都讲真话,因为他还要尊重教区的意见。不管什么作家,他们不过是读者群众的奴隶而已。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写作,但是在发表之前,对我们的书要‘稍稍作些修改’。”通过以上的对比,马克•吐温得出如下结论:“每个男子,每个女人,每个孩子都有一位主人,他们苦不堪言地充当奴隶。但是在我所描述的那一段时期,密西西比河上的领港员没受过奴役。”马克•吐温将船上的生活与陆地上的生活对立起来——它们分别代表着自由和奴役、童年与成年。
   马克•吐温描写陆地生活的代表作是《镀金时代》。作家把笔伸进了政界、金融界、新闻界、司法部门等社会各个阶层,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正像作家自己所说:“人会区别善与恶,这说明他的智力比高于其他一切生物;但是人会有意识地作恶,这也证明他不如其他一切生物,因为它们不会这样做。”与陆地上的社会对立的是大河中的生活,也就是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芬们的生活。马克•吐温常常以半幽默的手法,将古风习习的大自然怀抱中美好的儿童世界与所谓的“文明”世界进行对比。孩子们到杰克逊岛的木排被河水冲走了,这时作家写道:“这对孩子们只有好处,因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孩子与文明世界之间的桥被烧掉了。”正是在这些地方,马克•吐温接上了惠特曼、爱伦•坡、梅尔维尔等杰出的美国作家的传统,美国文学自身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大河上,孩子们拥有永恒的童年,过着“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孩子们有自己的生活准则,与陆地上的成人世界迥然不同的生活准则,他们嘲笑成人们尊崇的道德和宗教,他们让人性的光芒随心所欲地挥发出来。哈克怀着忧郁的心情把大河上的美景与两岸居民悲惨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说:“到处都觉得窒息,闭塞。然而木筏上却不是这样。那里既轻松,又自在,又舒畅。”他们在晚上常常仰望星星或者月亮。月光照在河水上,波光粼粼。这是马克•吐温笔下最具有诗意的片断。这时,马克•吐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而且是优秀的抒情诗人。河水本来就与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马克•吐温来说,他的灵魂与大河的灵魂是融为一体的。
   《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把时光定格在童年,但这两本书显然不仅仅是儿童小说。卫道士们敏锐的嗅觉嗅到了这一点,他们多次将这两本书当作“有问题的书”和“坏书”清理出图书馆,他们认为哈克贝利•芬的“赤脚民主”挑衅着美国固有的清教主义传统。而另一些人则仅仅将它们作为儿童小说来阅读。评论家费特万格指出:“美国的读者看不到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对故土的苦涩的爱,而德国读者或俄国读者对马克•吐温幽默的深度、苦涩以及世界意义的感受则强烈得多。”尽管带着苦涩,但是那种诗意却是动人的。很多年以后,另一位伟大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感受到了这种动人的东西,他在《非洲的青山》一书中兴奋地说:“整个现代美国文学的源泉就是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最优秀的一本书,此后还没有哪本书能和它匹敌。”海明威的思路与马克•吐温有惊人的相似,他也在试图建构一个与地上的世界对立的世界。与马克•吐温不同的是,海明威把这个世界放到了大海上——就精神气质而言,《老人与海》堪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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