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余杰文集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失落的品格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谈论品格也许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谈论品格更是被许多人当作迂腐而落伍的表现。然而,当我读完英国作家、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写于1871年的著作《品格的力量》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就时代来说,《品格的力量》虽然写于一个多世纪以前,但它丝毫不会让人觉得过时。它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更加重大的启示意义。就地域来说,《品格的力量》虽然是作者针对工业革命中英国的状况而写的,但它却丝毫不受地域的限制。它不仅不受地域的限制,而且似乎对当今中国的状况更加“对症下药”。因此,《品格的力量》是一本超越时空的书,正如《时代周刊》对它的评论:“在当今这个只追求器物的时代,我们绝不能忽略了思想的价值。在给年轻一代传授技术信息的同时,绝不应该忘记:还应当教育他们成为有高贵思想的、诚实而敢说真话的男女。在培养他们的能力的同时,绝不应该忘了:还应当培养他们高贵的人格品性……这是一本能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益处的有价值的书。”
   文革以后,中国人不再相信“品格”,转而膜拜“利益”。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影响,其中之一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学会了,凡要获取利益,就必须掌握权力。这一代人的权力欲,对权力分配的敏感,肯定超过其他人。他们还学会了,要掌权,就要先造舆论,争取群众;如果有竞争对手,就要设法孤立、打击;如果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就要结盟,设法分化瓦解对方的力量,等等。徐友渔指出,文革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小政治家,他们有权力欲、有眼光、有斗争意志和技巧,这些人在争权夺利时老练和无情。汉学家石文安也指出:“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另一位汉学家辛格则论述说:“对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种伤害性的失去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很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而我想补充的是: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人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格,是有尊严地生活的愿望。徐友渔侧重于论述红卫兵一代人品格的沉沦,而我认为品格沉沦的不仅仅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文革之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人、两代人,沉沦得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彻底和干脆。他们可以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冷漠、更加残酷——只要能够获得利益。
   我坚信,人格立不起来,国格也就立不起来。时下,“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得响当当。科学和教育当然很重要,但我认为,仅有它们是不够的,更深层的东西还在于全民的品格上。首先有了具有一定品格的公民,才可能建构起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才可能使国家、民族走向持续的繁荣和富强,这使我想起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绝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假如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没有健全的人格,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契约,也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敌视与猜忌将充斥在每个人之间,智慧将在算计中消耗而不是用于生产和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样,这个民族必然将走向衰亡。判断一个国家兴衰与否,不必去看它的军队是否强大、武器是否先进、经济是否发达、建筑是否宏伟,只须看看马路上有没有口痰、厕所里是否清洁。西方谚语云:“好国家,好马路,好厕所”,说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显的、却未必为大多数人知道的道理。
   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中,通过女性、老师、劳动、勇气、职责、风度、爱情、苦难等方面,讨论品格之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娓娓道来,亲切自然。不居高临下,不颐指气使,不说教,不枯燥。生动的例证与精辟的论述完美结合,让人一边阅读,一边就有想高声朗诵的欲望。例如,斯迈尔斯认为,女性的素养决定一个民族的素养,母爱是我们人类看得见的神灵,它的影响是永恒和普遍的。他旁征博引,雄辩地论证了以上这一论点。他这样赞美女性的价值:“女人锻造了人类良好的品格,这一事业比她们画出世界名画、创作不朽的文学名著和戏剧还要绚丽夺目得多。”是的,女性是花朵,是清泉,是阳光,是天空。女性的美、女性的素养、女性的品格,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斯迈尔斯进而指出:“如果一个民族的道德状况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家庭里所受的教育,那么,女人的教育问题就应该被当作是事关民族前途的问题。”他的这一系列观点,对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歧视女性、在现代社会里女性依然受到有形与无形的压抑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消毒”作用。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其病态之一就是男性普遍把女性当作赏玩的对象和欲望的目标,而很少将女性视作“老师”——品格和心灵上的老师。女性的不被尊重导致了她们无法自尊。当女性也不重视自尊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指望有聪明、善良而仁爱的孩子吗?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一塌糊涂,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就凸现出来。家庭教育的实施者,更多的是依赖于母亲,而不是父亲。因此,我们必须对母亲的品格有着更高的要求——尽管在这邪恶盛行的时代,单独对母亲有如此的要求显得太苛刻了。
   《品格的力量》是一本伟大的书,同时又是一本好读的书。伟大兼好读的书是不多的。既伟大又好读,使之如同《泰晤士报》所评价的一样“像人生的北斗星,永远照耀着那些曾经阅读过此书的人”。
   金钱无罪
   在中国这个道德主义的国度里,金钱历来被视为邪恶的源泉,同时金钱又是人们不择手段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人对金钱的两重态度最能够体现中国人人格的巨大分裂:他们在口头上和在文章里几乎是一致地对金钱进行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其实在私下里却对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充满了艳慕之情。他们在获取金钱的时候制造了无数的罪恶。最后,他们把自身的罪恶归罪到金钱的身上,然后自己心安理得地逃逸了。当我读着斯迈尔斯的名作《金钱与人生》的时候,顿时觉得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给每一位中国人阅读的好书,这是一本针对中国人的普遍的国民性对症下药的好书。
   金钱是人生中的重要一维。如果要否认这一事实,那么这个作者要么是虚伪,要么就是圣徒。对于大部分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来说,如何对待金钱的确是人生的首要问题。斯迈尔斯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以一种理性的、健康的态度面对金钱,他精辟地指出:“成功的愿望,即使是积累财富的愿望,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毫无疑问,人的内心深处总希望变好而不是变坏。事实上,积累财富的愿望构成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它为个人的精力与活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是海运和工商企业的开端,它是勤劳同时也是自立的基石,它鞭策人们努力工作、从事发明并去超越别人。”成功的人生不是排斥金钱的人生,而是以积极主动、勤劳稳妥的态度去获取金钱。斯迈尔斯列举的最生动的例子是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美国的开国元勋和总统富兰克林的人生道路。富兰克林长期靠印刷业来维持生活。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节俭、朴素、非常珍惜时间。他为工资而工作,同样也为塑造自我的品格而工作。当他被普遍以为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时,他就成功了。最终他成了大政治家,并被视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另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著名作家理查德森,他在外间卖书,在里间写书。他从来不会放弃著作权,因为他珍爱自立。理查德森对友人德福莱弗尔说:“你知道我有多忙,你也知道我是多么地珍惜一分秒的写作时间,我绝不能掉以轻心,我要保持意味着生活安宁的自立。我从不想寻找庇护人。自己的勤劳和上天所赐是我全部的依靠。如果伟大不意味着善,对我来说就不是伟大。普通人享受一项重要的特权——他能保持自立,能偶尔(虽然并不需要坚韧)对这个世界说他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希望能够为改进这个世界的状况尽绵薄之力。”从富兰克林和理查德森的故事中可以发现:一个人要对世界有所贡献,他首先得让自己过上充实的、幸福的生活。正如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方有恒心。一个连自己的生活也处理不好的人,怎么可能处理好国家的事务和公众的福利呢?一个自己还一贫如洗的人,又怎么可能对外部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呢?斯迈尔斯的观点不过是简单的常识而已,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常识至今为至依然没有在中国得以确立。
   斯迈尔斯特别强调“自立”,他在另一本著作《自己拯救自己》中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发。他认为,穷绝不是光荣,而富也绝不是罪恶。金钱本身并不包含有价值观和道德评判在内。真正的“自立”是离不开金钱的。贫穷的人绝对不是自立的人。但在中国,似乎存在着一种对贫穷的鼓励,认为贫穷代表着一种道德上的崇高,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纯洁。这是相当糟糕的观念,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它也加剧了懒惰的盛行。人理所当然地应当让自己摆脱贫穷,对此本•约翰逊评论说:“贫穷不仅剥夺一个人乐善好施的权利,而且在他面对本来可以通过各种德行来避免的肉体和精神的邪恶时,变得无力抵抗……贫穷是人类幸福的一大敌人。它毫无疑问地破坏自由,而且,它使一些美德成为空谈。节俭不仅是太平安逸的基础,而且是一切善行的基础。”
   在阅读《金钱与人生》的时候,我不禁想起19世纪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谈论中国的一本书——《真正的中国佬》来。书中有专门的部分谈论中国人的金钱观,他指出,中国人一方面仇恨金钱,一方面却又孜孜不倦地追求金钱,并且为了目的不顾手段。何天爵在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是哲学家,不是数学家。只要他能够赚钱,只要他的事业相当红火兴旺,他可不管什么投机倒把,甚至走私贩毒;只要滚滚的财源进了自己的腰包,他就心驰神往,乐此不疲。”这正是斯迈尔斯所着力谴责的对金钱的最坏的态度。伪善的道德观念使中国人走向两个极端:在表面上,他们将贫穷与纯洁联系起来,贫穷即意味着道德上的胜利;而在骨子里,他们却向往着“不劳而获”,并在这一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智慧。在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没有保护和捍卫私有财产的意识,更没有发展出一整套相关的法律机制来。因此,一个商人虽然通过经商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他依然处于惶恐之中,对未来不抱任何乐观的希望。明清两代,淮扬的徽商富可敌国,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他们不像马克斯•韦伯在《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商人那样勤俭节约,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他们大肆挥霍浪费,买田地、造园林,纵情声色。他们在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贡献出滚滚如流水的银两,来换取专制君主的青睐。于是,到了清中叶,他们很快就衰败下去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独立的地位和意识。在他们中间,没有诞生富兰克林这样的人物。当然,原因并不仅仅在他们本身。但是,两相对照,我们难道不该深刻反思吗?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