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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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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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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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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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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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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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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你能怪谁
   
   
   

   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是一九九九年落马的最高级官员之一。许运鸿事件与几年以前的陈希同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第一个相似点是:一个地方的官员共同腐败、共同犯罪,形成一张巨大的网,如同《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大案件都是由经济案件所引发,然后牵扯出主管经济的副职领导,再顺藤摸瓜引出当地的最高权力长官,最后连带拉扯数十名大下官员下马。宁波事件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七十六名,其中省部级干部一名、厅局级干部十三名、县处级干部二十六名,堪称一场区域性的政治“地震”。而这些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十亿之巨,如果分摊在宁波五百万人民的头上,是每人二百多元,又堪称是一场经济“地震”。第二个相似点是:许多官员都是一家人共同腐败、共同犯罪,可谓“妇行夫职,子继父权”。两大案件都牵扯了官员们的多名家人在其中,有的甚至是“主心骨”落网,导致了全家落网。据称,许运鸿的主要问题是他的妻子傅培培和儿子许某收取他人巨额财物,然后影响许运鸿,利用许运鸿的权力为他人牟取利益。
   许运鸿不是以涉嫌受贿罪被捕的,而是以涉嫌职务犯罪被捕的。两者在量刑上有很大的区别。据称,许在被调查时,一直声称他在为别人(主要是企业)办事时,并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已经收了他人的财物。因此,许一边口称冤枉,一边责怪妻儿对他的“瞒和骗”。配偶、子女收钱,官员是否构成犯罪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南方周末》记者方三文、余刘文在《腐败的新问题》一文中分析说:“许运鸿不管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了钱,都应构成受贿罪,因为他的妻子儿子收了他人财物,属于他们的家庭共有财产。如果以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受财物来定罪,势必造成法律漏洞。所有贪官都会让自己的妻子儿女收钱,然后称自己不知道。因为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受钱物,客观上很难取证。”我同意两位记者的意见,同时对许运鸿的“冤枉”感到很好笑。好笑之余,又感到其实并不那么好笑。在这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土壤。
   事败之后,许运鸿怪罪的妻子和儿女“败坏自己的政绩”,却丝毫不对自身进行反思。事败之前,他还为自己有如此能干的妻儿而感到自豪呢。而一旦事发,他很善于为自己寻找“替罪羊”,自己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妻儿。这种思路,其实并非始于许运鸿。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一直就有这样的思路:每当国家溃败、政治黑暗的时候,就有读书人站出来,指责把这一切搞糟糕的是后宫美女、是奸臣、是太监、是外夷等等,偏偏不指责皇帝。在中国,一直就很盛行所谓的“美女祸国说”、“奸臣祸国说”、“太监祸国说”、“外夷祸国说”等等。而君王总是没有罪过的,他们仅仅是暂时被“蒙蔽”罢了。于是,在这样一个幕布下面,君王这个最大的罪人却安全地逃逸了。虽然民不聊生、虽然饿殍遍野、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忍无可忍的百姓“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但对于皇帝们来说,自己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会心安理得地推出几个替罪羊来告白天下。我在读《长生殿》的时候,刚开始还感觉很好,越到后来就越有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爱情?一到关键时刻,唐明皇便推出杨贵妃来作为替罪羊,让禁军将她杀了泄愤。禁军在杀完杨家兄妹之后,还三呼万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确实是“英明”的,而且永远英明。今日的陈希同、许运鸿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贪官污吏们,也学会了古代皇帝们的这套把戏,他们把罪过一古脑地推到家人的身上,而他们本人永远是无罪的。
   对于这种“障眼法”,也不是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清代著名学者唐甄在《潜书》中专门有《鲜君》一章,对此有深刻的揭示。他尖锐地指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反是于有道,则天下治,反是于有道者谁也?”一连四个反问句,句句机锋毕露,句句击中要害。按照唐甄的说法,“毒药杀人,不能杀不饮之者;良药生人,不能生不饮者”,不知在狱中愤愤不平的许运鸿,读到此处,还会那样愤愤不平吗?唐甄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贤人进则望治,一小人进则忧乱,皆浅识近见,不知其本者也。”当然,他身处专制时代,不可能提出建立民主制度来遏制和改变“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的现实,但是他能够认识到何为“本”、何为“末”,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政治人物喜欢寻找替罪羊,其他领域的人物也是如此,这种思路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不久前,有人对钱钟书的某些言论、文字和作为提出一些非议。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不管你是学界泰斗还是一代大师,你都没有拒绝接受批评的权力。然而,某些以研究“钱学”为己任的学者不能够忍受对钱钟书的批评。一位名叫李洪林的青年学者就认为,钱钟书的某些错误不是钱老本人的,而应当归罪于杨绛。这种思路,与以上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杨绛的许多言行也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根子还在钱钟书身上,有其夫,则必有其妻,丈夫的错误不能让妻子来全盘承担。怪来怪去,就能够维护大师的形象吗?
   我一边关注许运鸿的案件,一边在阅读法国政治学者路易斯•博洛尔的著作《政治的罪恶》。博洛尔在序言中指出:“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残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了意义。”把这段话对照近年来一系列越来越骇人听闻的贪污腐败事件,真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正如拉贝莱所说的那样:“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替罪羊的找不完的,抓替罪羊就像是用纸来糊船底的漏洞,于事无补。唯一的出路在于,在制度的建构和挥发每个公民的良知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我们应当记住博洛尔的忠告:“只有具有某种哲学智慧与宗教信仰原则的人,才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力。因为只有纯正的精神力量才是使社会免于腐败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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