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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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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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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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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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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你能怪谁
   
   
   

   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是一九九九年落马的最高级官员之一。许运鸿事件与几年以前的陈希同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第一个相似点是:一个地方的官员共同腐败、共同犯罪,形成一张巨大的网,如同《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大案件都是由经济案件所引发,然后牵扯出主管经济的副职领导,再顺藤摸瓜引出当地的最高权力长官,最后连带拉扯数十名大下官员下马。宁波事件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七十六名,其中省部级干部一名、厅局级干部十三名、县处级干部二十六名,堪称一场区域性的政治“地震”。而这些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十亿之巨,如果分摊在宁波五百万人民的头上,是每人二百多元,又堪称是一场经济“地震”。第二个相似点是:许多官员都是一家人共同腐败、共同犯罪,可谓“妇行夫职,子继父权”。两大案件都牵扯了官员们的多名家人在其中,有的甚至是“主心骨”落网,导致了全家落网。据称,许运鸿的主要问题是他的妻子傅培培和儿子许某收取他人巨额财物,然后影响许运鸿,利用许运鸿的权力为他人牟取利益。
   许运鸿不是以涉嫌受贿罪被捕的,而是以涉嫌职务犯罪被捕的。两者在量刑上有很大的区别。据称,许在被调查时,一直声称他在为别人(主要是企业)办事时,并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已经收了他人的财物。因此,许一边口称冤枉,一边责怪妻儿对他的“瞒和骗”。配偶、子女收钱,官员是否构成犯罪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南方周末》记者方三文、余刘文在《腐败的新问题》一文中分析说:“许运鸿不管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了钱,都应构成受贿罪,因为他的妻子儿子收了他人财物,属于他们的家庭共有财产。如果以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受财物来定罪,势必造成法律漏洞。所有贪官都会让自己的妻子儿女收钱,然后称自己不知道。因为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受钱物,客观上很难取证。”我同意两位记者的意见,同时对许运鸿的“冤枉”感到很好笑。好笑之余,又感到其实并不那么好笑。在这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土壤。
   事败之后,许运鸿怪罪的妻子和儿女“败坏自己的政绩”,却丝毫不对自身进行反思。事败之前,他还为自己有如此能干的妻儿而感到自豪呢。而一旦事发,他很善于为自己寻找“替罪羊”,自己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妻儿。这种思路,其实并非始于许运鸿。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一直就有这样的思路:每当国家溃败、政治黑暗的时候,就有读书人站出来,指责把这一切搞糟糕的是后宫美女、是奸臣、是太监、是外夷等等,偏偏不指责皇帝。在中国,一直就很盛行所谓的“美女祸国说”、“奸臣祸国说”、“太监祸国说”、“外夷祸国说”等等。而君王总是没有罪过的,他们仅仅是暂时被“蒙蔽”罢了。于是,在这样一个幕布下面,君王这个最大的罪人却安全地逃逸了。虽然民不聊生、虽然饿殍遍野、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忍无可忍的百姓“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但对于皇帝们来说,自己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会心安理得地推出几个替罪羊来告白天下。我在读《长生殿》的时候,刚开始还感觉很好,越到后来就越有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爱情?一到关键时刻,唐明皇便推出杨贵妃来作为替罪羊,让禁军将她杀了泄愤。禁军在杀完杨家兄妹之后,还三呼万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确实是“英明”的,而且永远英明。今日的陈希同、许运鸿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贪官污吏们,也学会了古代皇帝们的这套把戏,他们把罪过一古脑地推到家人的身上,而他们本人永远是无罪的。
   对于这种“障眼法”,也不是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清代著名学者唐甄在《潜书》中专门有《鲜君》一章,对此有深刻的揭示。他尖锐地指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反是于有道,则天下治,反是于有道者谁也?”一连四个反问句,句句机锋毕露,句句击中要害。按照唐甄的说法,“毒药杀人,不能杀不饮之者;良药生人,不能生不饮者”,不知在狱中愤愤不平的许运鸿,读到此处,还会那样愤愤不平吗?唐甄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贤人进则望治,一小人进则忧乱,皆浅识近见,不知其本者也。”当然,他身处专制时代,不可能提出建立民主制度来遏制和改变“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的现实,但是他能够认识到何为“本”、何为“末”,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政治人物喜欢寻找替罪羊,其他领域的人物也是如此,这种思路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不久前,有人对钱钟书的某些言论、文字和作为提出一些非议。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不管你是学界泰斗还是一代大师,你都没有拒绝接受批评的权力。然而,某些以研究“钱学”为己任的学者不能够忍受对钱钟书的批评。一位名叫李洪林的青年学者就认为,钱钟书的某些错误不是钱老本人的,而应当归罪于杨绛。这种思路,与以上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杨绛的许多言行也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根子还在钱钟书身上,有其夫,则必有其妻,丈夫的错误不能让妻子来全盘承担。怪来怪去,就能够维护大师的形象吗?
   我一边关注许运鸿的案件,一边在阅读法国政治学者路易斯•博洛尔的著作《政治的罪恶》。博洛尔在序言中指出:“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残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了意义。”把这段话对照近年来一系列越来越骇人听闻的贪污腐败事件,真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正如拉贝莱所说的那样:“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替罪羊的找不完的,抓替罪羊就像是用纸来糊船底的漏洞,于事无补。唯一的出路在于,在制度的建构和挥发每个公民的良知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我们应当记住博洛尔的忠告:“只有具有某种哲学智慧与宗教信仰原则的人,才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力。因为只有纯正的精神力量才是使社会免于腐败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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