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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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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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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大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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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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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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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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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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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收获》杂志两千年第二期组织了一个“批判鲁迅”专栏,集中刊登了冯骥才、王朔、林语堂的三篇“批鲁檄文”。堂堂的《收获》也想靠时髦的“批鲁”来炒作自身,让我莫名惊诧。林语堂的旧文,孰是孰非,人们当时已有判断;王朔不过是个“人前疯”,人们越是理会他,他越疯得利害。所以,这两篇文字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冯骥才的文章却引起了我的重视。冯文的中心论点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文章涉及了鲁迅思想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包括电影在内的当代文化的关系等等,在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想讨论这些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鲁迅思想本原,更在于今天的我们能否正确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融合。
   冯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传教士们在世界所有贫穷的异域里传教,都免不了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在宣传救世主耶稣之时,他们自己也进入救世主的角色。………他们的国民性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或非难的。”这段话里,冯骥才犯了三重错误,他的每一句貌似惊人的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来自于西方传教士那里,也就是说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这显然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发展。我们从《呐喊•自序》中可以看到,鲁迅弃医从文,一是因为童年乃至少年时代,他在封建家庭中所切身感受到的传统的阴暗、冷漠和残酷;二是因为在日本求学过程中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同胞的麻木和愚昧深深地刺激了他。他由医治单个的肉体转向疗救群体的精神和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作为一个铁屋子中先知先觉者的切肤之痛,而不是简单地援引传教士的观点。其次,对传教士用全称判断,说“所有”的传教士都“居高临下,傲视一切”,这种思路难道不正是作者所批判的传教士的思路吗?传教士中固然有不少傲慢之人,甚至有少数配合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败类,但是依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抱着崇高的宗教信仰来到落后地区,为当地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到非洲的史怀哲和到印度的德兰修女。一位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传教史的学者曾经告诉我,近两个世纪以来,单单是在贵州省的一些最穷困、最偏僻的地区,就有数百名来自欧美的传教士默默无闻地奉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敬重。可见,冯文的说法是武断的。第三,冯文一方面说同意鲁迅对国民性的大部分批判,却又绝不同意传教士的批判。冯文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管传教士批判得对或者不对,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所以他们说的我们都不要听!这恰恰反映出鲁迅所指出的劣根性所在:父亲的头上长了块疮,如果儿子说出来,那么他是出于孝心,可以原谅甚至给予奖励;如果邻居说出来,那么他一定是居心不良,想让我出丑,我要跟他拼命!伤疤不许他人来揭,但他人不来揭,伤疤就不成其为伤疤了吗?
   冯文还将鲁迅与当代中国电影挂起钩来,认为鲁迅“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进而严厉指责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塑造的是“呆板麻木、性格怪异、行动诡秘”的中国人形象,“之所以为西方叫好,恰恰是由于它们的思想背景符合一般地印证了西方由来已久的文化偏见”。我不知道鲁迅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错在哪里:从《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到《药》中的“人血馒头”,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典型概括,而且具象的事件一直到20世纪依然层出不穷。就当代电影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如果真的到广大的中国农村走走,稍微有点观察能力的人都会发现,比电影中的情节更加触目惊心的生活比比皆是。电影并没有夸大我们的苦难,我们现实中的苦难比电影中的可怕和深重得多。冯骥才可能长期生活在天津卫,过着贫嘴张大民所想象不到的“幸福生活”,并且以为中国人都像他一样幸福,自然会断定电影在编造苦难、在丑化同胞。我建议他到下面走走,体验体验“真实”的中国。不是么,即使是号称中国最富有的乡村的、位于天津郊区名噪一时的大邱庄,无辜的村民不也被土皇帝的打手们随意就活活打死吗?
   冯文反复强调,欺骗鲁迅的罪魁祸首是“西方话语霸权”。这种说法与近年来流行西方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有近似之处。但是,片面地将这些针对西方文化语境、有着自身局限性的理论移用到中国,会不会出现问题呢?西方当然有他们骄纵的一面,但是是否因为他们骄纵,我们就以骄纵对之呢?其实,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隔阂是根深蒂固的,是双方共同造成的。我们在指责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呢?在八十年代初打开国门以前的几千年里,我们不也将其他民族的人们看作“番”和“夷”,甚至在官方的文件和皇帝的诏书中将他们与猪狗并列吗?直至今天,我们在崇拜白种人的同时,内心深处不也还隐约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吗?单单指责对方,无助于增加双方的沟通。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义和团式的对抗,而是从维新派到鲁迅都呼吁的“拿来主义”。我坚信,在文化相对主义之上,还存在着一些普世的价值,比如尊重人权的社会总比蔑视人权的社会好、民主制度完善的社会总比专制独裁的社会好、智慧总比愚昧好、宽容总比独断好等等。打个比方,不能因为西方曾经掠夺并歪曲地描绘过非洲,我们就说要尊重中非皇帝吃人的习惯,因为这是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谴责鲁迅批判传统“不分青红皂白”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当然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但真正要根除这一点,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民主富强以及民族精神的更新与健全。鲁迅没有中西方人的计,他所批判的那些国民劣根性,至今依然存在于我们身上,甚至更加严重了。冯文在结尾处说:“八十年代末,我尝试使用文学来表达我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我采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来写。”然而,作为一名读者,我却从这些作品中读出了如同汉大赋一样的味道:对皇上是十分之一的讽谏、十分之九的欣赏。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忘记了批判的使命,而陷入赏玩的情调之中。原来我还不知原因何在,读了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正因为作者放弃了“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才导致了他感情与理性的双重迷失。
   鲁迅不是不可以质疑和批评的,但是硬要说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后才批判国民性,这样的批评无异于刻舟求剑。冯文还说,鲁迅如果活到“文革”定会“走红”,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弟子胡风和冯雪峰的遭遇,鲁迅难道会比他们好吗?鲁迅作品的被利用,鲁迅难道要负全部的责任?其实,鲁迅的局限性跟他的国民性批判有关,不过不是冯骥才的思路。我认为,在国民性反思之上,还有一个人性的视角。索尔仁尼琴的杰作《古拉格群岛》,不仅写出了现实的残暴和俄罗斯历史与文化中的负面因子,而且将其上升到人性的角度,传达出了一种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揭示出了人性中普遍的局限性。因此,以他为代表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们,进入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的视野之中,被不同种族和文化的读者所接纳和认同。鲁迅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正是他的局限之处。鲁迅不是神,我们今天要做的,首先是接近鲁迅,然后才是超越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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