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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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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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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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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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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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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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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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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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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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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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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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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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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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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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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痛,更为了爱(跋)


   为了痛,更为了爱
   (代跋)
   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个故事。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人的大工厂。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有的家庭四代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她们这类人的。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她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家里没有一件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女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里打工。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开始她到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什么样的活都干过。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决绝的。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才能改变现状。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抚摸。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80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一笔巨款。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她告诉父母这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这80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上学了。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300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的丧事。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地离去。然后,父母将所有的80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儿以清白。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流的时代。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相信这一类的“真实”。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针尖缓缓地进入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不同。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他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我的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大的身份沾沾自喜。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去。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
   我成了“伟大”的知识和知识者中间的一个异类。
   以前所有的满足都成了不满足。
   真正的放逐是自我的放逐,真正的靠近是心灵的靠近。
   真正的飞升其实是降落,真正的骄傲其实是谦卑。
   于是,我欣喜地感觉到,我与那对自尽的夫妻和那个惨死的女孩更加亲近。我以我的疼痛感受着他们的疼痛,我以我的爱体验着他们的爱。我为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而写作,这也是为我自己而写作。我愿意为之而付出任何代价。实际上,我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些“自尊”被伤害的高等人士自会有他们对付“步调不一致者”的明枪和暗箭。不过,相对于疼痛、相对于爱来说,我所付出的这些代价轻如鸿毛。
   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写作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意义便是凸现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那对夫妇临死前的悲苦——他们是父母,割舍不下对孩子的爱,可是他们已然无法承担痛苦;真实就是那个女孩临死前的悲苦——她是一朵灿烂的花儿,凋谢的时刻提前到来,美的毁灭是悲剧的极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遮盖着、淹埋着。
   就在我面对真实的时候,我的许多同龄人们却在从事着“拔苗助长”的事业,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脱离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拔苗助长”并非徒劳。他们拼命背诵着英语单词,通宵排队等签证,为了到异国他乡去过富裕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钻营着加入党团,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为了能够在本土有限的资源里让自己占有充足的一份。我无意谴责或者鄙视他们的选择,但我真切地知道,这绝不是我的选择。我的自由、尊严和富裕产生于、并且只能产生于我的写作。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尊严的捍卫中,我才会感受到享有尊严的快乐;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自由的争取中,我才会感受到享有自由的幸福。
   我常常念叨着武芳,那个被凶狠的恶霸毁容了的农村妇女;我常常念叨着曹海鑫,那个被邪恶的官僚残杀的农村青年;我常常念叨着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以及更多更多不知名的生命个体。我对那些宏大的词语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如“国家”、“民族”、“集体”等,我的痛、我的爱和我的写作,只是针对每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我将用我毕生的精力来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这条道路我不会回头。与“拯救”相比,“呈现”更加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那个世纪相比,我们已经作出了怎样巨大的退却啊!
   于是,我让我的文字如同火山熔岩一样喷涌而出。我知道有人在等待着它们。多与少,与数量无关;快与慢,与速度无关。许多师长和朋友劝告我要少写一点、放慢一点。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好意,但在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生态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业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够让黑暗产生一丝的畏惧。
   年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有充沛的创造力,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痖弦为年轻散文家林燿德的文集写的序言。林燿德是我最喜欢的台湾散文家之一。他在16岁的时候发表第一首诗歌,短短9年的时间里,他就成长为一棵让人瞩目的新星,有近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问世。痖弦写道,因为文学生命成长异乎寻常的快速,“林燿德变成了一个传说,一个话题,甚至一个‘问题’,有人开始对他的‘超速’发展大表‘紧张’,有人批评他‘心急’、‘躁进’。这些反映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林燿德的出现不寻常,难免会引起疑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情形就仿佛完美看到一棵植物日夜不停地猛长,穿房过户,好像违反了‘自然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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