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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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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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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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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椅”为谁而设?


   “龙椅”为谁而设?
   据《资产新闻》报道,北京市拍卖行拍卖了一套仿制的金銮宝座——龙椅,其价值高达一亿八千五百万元。这把仿照故宫太和殿御座的龙椅,由北京首饰厂制造,共花费了二十八公斤黄金和五倍重的宝石,它的价值由北京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了准确的估算。
   许多年以来,故宫博物院一直拥有复制御座的唯一的权力。这次仿制,工厂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从设计制作、镶嵌到调动大量的技术工匠辛勤劳动,一环扣一环。完成之后,龙椅有一百二十八厘米长、一百二十厘米宽、七十二点五厘米高,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金银细丝镶嵌制品。工厂的负责人宣称:“我们选择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是基于它巨大的历史象征性。”设计者们在设计宝座的时候,就打算让它成为“中国历史年代精华部分的典型象征”,让它“处于平民与皇帝、人与龙、人与神之间的中国式观念的圣约地位”。为了这个杰作不留下难以消除的遗憾,工厂使用了最好的原料。被选用的超过四千粒珠宝和钻石,多是从南非、斯里兰卡和其他地方进口的。
   据介绍,在龙椅后面的屏风上,九条龙都使用了纯银并装饰了钻石。龙椅的靠背有十三条龙的外形,其中有两条威严地腾起形成中央,一条龙口含红宝石,另一条龙则是蓝宝石。黄金脚台上的两条龙是对对称的,他们互相面对着和追逐着一只猫眼。龙椅的椅座部分是纯绿玉的,不透明有色的半宝石环绕在龙椅的底部,这里还装饰着二十八条飞龙。龙椅每一边的宝塔形的佛香烛台上,都覆盖着最好的黄金屋檐铺瓦雕刻。整个龙椅雕刻了六百条龙,以致于只有通过高度放大镜才能够看清楚细节部分。龙椅是正在出现和正在消失的群龙的奇妙组合。而平台基座则是由重达六十一公斤的紫檀木构成,有着黄金的底部和白银的顶边。国家轻工业部原部长于珍曾评价这一仿制的龙椅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已经完成的最好的工艺杰作”。
   从工艺美术的角度说仿制的龙椅是“超级精品”,当然是毫不夸张的。拍卖行也认为,这一艺术品“包含了历史、艺术诱惑”,“具有相当的工艺收藏价值和金融投资价值”。然而,当我读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总是觉得味道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制造一把“龙椅”呢?“龙椅”所代表的,究竟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哪些层面呢?在背后支撑“龙椅”的价值体系究竟是什么呢?
   我至今还记得若干年以前看过的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特鲁奇的作品《末代皇帝》。末代皇帝溥仪刚刚3岁的时候,就被强迫按在了太和殿的龙椅上。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孩子哇哇大哭,他的王爷父亲说:“别哭,别哭,快完了!”果然,大清王朝的江山很快就终结了。以后是一连串的革命,被特赦的溥仪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馆员。晚年,他作为解说员站到了已经被栏杆围起来的龙椅前,那一时刻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有戏剧性的时刻。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专制与民主、黑暗与光明、桎梏与自由之间的艰难选择和奋勇抗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不仅是一个末代皇帝,还包括他和他前辈们享受过的龙椅。
   故宫博物院里的真龙椅,换过明、清两代的二十多位主人。紫禁城是古代皇权的中心,太和殿是紫禁城的中心,而金銮宝座则是中心的中心。在这里,无数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粉墨登场——皇帝的加冕典礼、婚礼以及册封太子的文告、军事战役的委任等等都是以之为核心展开的。许多人窥伺着这把龙椅,许多人为了它搅尽脑汁,许多人为了它命丧黄泉。皇帝们坐在上面签字平定叛乱,千万颗人头落地;皇帝们坐在上面挥舞着权杖,外面顿时血流成河。可以说,龙椅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最典型象征,也是中国人无边苦难的最集中体现。
   在我看来,复制龙椅、拍卖龙椅、爆炒龙椅,预示着一种可怕的征兆。这种征兆就是:专制主义阴魂不散,国人对皇权、对迷信、对杀戮还有着数前年来积淀下来的天然的亲近感。人们对龙椅感兴趣,当然不仅仅是对它的制作工艺感兴趣,而是对它所代表的权力感兴趣。许多公司、企业的老总跃跃欲试,其实也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极其隐秘而又极其强烈的冲动:当皇帝、当毛泽东、当最高领袖、当掌握无限权力的人。今天虽然无法(或者说很难)实现这一愿望了,但是如果将这个复制的龙椅买回来自己坐坐,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成就?
   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我们正在走向民主化。这一世界性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也无法阻挡。但是,就民族心理而言,我们依然处在阴暗的专制时代,我们依然在“吃人”于“被吃”的循环中鬼打墙。从长袍马褂变成西装革履,仅仅是一次视觉上的“改良”,而精神上的革新却尚未开始。许多公司老总、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则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俨然是一个“小皇帝”、“土皇帝”。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实行西方“现代管理模式”的企业,骨子里却依然是专制主义的那一套——老板过有尊严的生活,而职员过没有尊严的生活;老板过有人格的生活,而职员过没有人格的生活。党政机关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样,官僚们过着有尊严的生活,而老百姓们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官僚们过着有人格的生活,而老百姓们过着没有人格的生活。有人坐在龙椅上,有人跪在龙椅前。那些有“贵族”的地位而没有真正的“贵族的精神”的“高等华人”们,内心其实是无比阴暗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奴隶主,而把别人看成是奴隶。他们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核心,让其他人围绕着自己。上层社会是如此心态,下层社会也是同样的心态。在底层,恨是最根本的情感。对现实的极度绝望,最后必然归结到一个“恨”字上。前不久,合肥市在发行福利彩票的过程中,爆发了大规模哄抢商场的事件。人们在哄抢过程中体现出的疯狂,让人不寒而栗。能够拿走的一定拿走,拿不走的还要砸个稀烂。陈胜当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叹,至今仍然是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想法。这种想法既天真又邪恶。
   所以,复制的龙椅一问世,立即如同一石掀起千层浪。赞美者多,而疑问者少。财大气粗的人想买回家,据为己有;一贫如洗的人则无比艳慕,流着口水阅读报纸,恨不得得马上来一次革命,趁着革命的混乱,像阿Q一样把龙椅搬回家中。这恰恰暴露出一百年前谭嗣同所批判的民族性中最阴毒的一面。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他明确提出,中国要得救,必须抛弃“独夫”,实行“民主”,打破专制主义的那一套愚民之法,让万民获得精神上、思想上的彻底解放。谭嗣同慷慨就义已经一百年有余了,然而,他所追求的一切,依然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中国人头顶上的辫子被剪去了,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辫子依然存在;紫禁城里的那把龙椅没有人在坐了,但无形的龙椅依然盘踞在人们的精神空间里。龙椅上还坐着当年的幽灵们,洋洋得意地向万民挥手致意。
   假如大多数中国人还对龙椅念念不忘、还希望自己上去坐一坐,那么我很难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因为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封建意识还浓得化不开,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还淡得看不见。这一现象也说明,中国人对血腥、对暴力依然持一种变态的审美的立场。那些制造龙椅的专家说,龙椅体现了中国历史的精华部分,我想追问:难道阉割、裹脚、凌迟是“精华部分”吗?难道没有骨头的膝盖和只会说“奴才”和“喳”的嘴巴,能够代表我们文化的精华吗?我对龙椅及其类似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我从来不觉得它有什么“美”的地方,正如我对紫禁城没有什么好感一样——在我的眼中,紫禁城没有任何辉煌灿烂的色彩,相反它的每一块砖头里都透露出阴风惨惨的气息,它吞噬了无数鲜活的生命。紫禁城和紫禁城中的龙椅,代表着丑陋的强权,而不是美好的心灵;代表着罪恶的专制,而不是崇高的自由;代表着卑鄙的阴谋,而不是高尚的竞争;代表着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崇拜“龙椅”的民族就是崇拜那种没有信念支撑的权力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的未来是黯淡的——它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在施展阴谋诡计的过程中被全部消耗干净了。法国政治学家路易•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写道:“强权的大行其道使人民对公理失去了信心,摧毁了人民对正义的信念,它极大地鼓舞了野心家和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大胆冒险。”他特别强调邪恶的“天才”、“英雄”的破坏性,而中国人恰恰是最崇拜这类“天才”和“英雄”的。中国的历史观就是天才和英雄的历史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我们崇拜龙椅,其实是崇拜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独裁者、、那个吸血鬼、那个屠夫;我们崇拜龙椅,其实是崇拜龙椅背后的那整套不把人当人看待的、“吃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
   每一次龙椅的主人的置换,都是以牺牲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完成的。对此,博洛尔论述说:“做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强有力的天才人物不仅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物,反而会给他所统治的人民带来灾难,因为天才的政治人物往往蔑视道德、无视正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在中国近代曾经出现一股英雄崇拜的风尚。因为中国的积弱,所以许多人希望出现强人,有的文人将亚历山大、秦始皇、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明太祖和拿破仑六个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看待。而康有为的弟子、维新志士刘桢麟却清醒地看到了这六个“英雄”的本质,他在《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中指出:“亚历山大之破波斯,前后十余年,杀人三十万,囚虏奴役,轢尸磔体,怨毒次骨,又何功业之有?秦始皇之并六国,绝人庙祀,残人种类,偶语者弃市,获谴者彝族,甘为独夫,驯至灭亡,又何功业之有?穆罕默德起无行市侩,欺人立教,杀人传道,其淫凶不仁,乃至掠处女以万数,奴仆至七万人,教宗不振,坐将澌灭,又何功业之有?成吉思汗率其匈奴愚悍之性,灭国四十余,杀人五百万,妻妾五百余人,淫掠子女,焚灭诗书,为圣教所不容,黄种所不共,又何功业之有?明太祖揭竿斩棘,乘便倖获,乃酷刑非法,而假手于治乱以文其奸,妒害功臣,而目为奸党以钳人口,残忍阴凶,报复后嗣,又何功业之有?拿破仑攘据大位,两乱法国,用兵十九年,杀人数百万,一败于俄,四败于英,战祸之惨烈,为地球未有,卒乃身为俘虏,幽死荒岛,又何功业之有?”这六个反问是掷地有声的。建立在血泊之中的功业和龙椅,以及维系这种功业和龙椅的文化阐释系统,是现代文明最大障碍。这一文化理念不是以“人”为本位的,它不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把人看作是实现某一目的可以牺牲的“中间物”。“人”被抽空了,正义也就被抽空了。在龙椅面前,单个的人是无足轻重的。即使是龙椅的主人,也成了受到龙椅控制和支配的人——龙椅亘古不变,而主人却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龙椅的亘古不变,也就是专制和暴力的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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