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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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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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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读福山《信任》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美国啦。然而,在新作《信任》中,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对此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书震惊学界,一跃成为一位世界顶级学者。这一次,他是不是故意作耸人听闻之语呢?
   《信任》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在这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中,福山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角度对“后历史”时期的全球经济生活作了全面的透视。他将文化传统引入经济学的范畴之中,认为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同时,由于他的日裔身份和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具备了穿透文化隔膜、对东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检讨的能力。福山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意大利、韩国为代表。在“高度信任社会”中,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而在“低度信任社会”中,经济状况却危机四伏。
   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高度信任” 来的。福山用美国是一个“高度信任社会”的事实,否定了“美国是一个过于个人主义的社会”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首先,他也肯定了美国社会中强大的个人主义的因素:“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因此个人主义通常产生骄傲感,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他举了亿万富翁佩罗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佩罗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一成多的选票,在两党制基本定型的选举制度下堪称奇迹。佩罗为什么会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呢?因为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IBM公司工作时感到憋闷,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说的口号是:“苍鹰孤影,它们永远形单影只。”
   但是,福山又敏锐地观察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那些同样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轻松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团主义互相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那么,美国的“社团主义”渊源自何方呢?这就是美国的清教传统。福山把韦伯的理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新教伦理产生社团主义,社团主义产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网络终于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于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诞生于宗教主义中,清教徒来到新大陆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英国教会的权威,并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美国人一直在不断地建立新的宗教组织。福山引用了李普赛特提供的一些证据,这些数据显示,加拿大人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明显少于美国人,因为加拿大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加拿大的私有机构也不那么生机勃勃。这也说明了加拿大不如美国人那样偏向社团主义。
   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的经济才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也正因为信任的建立,美国人才乐于投身到慈善事业和社区义工之中。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特意指出:“我们许多的公民主动捐出自己的金钱、自己的时间来帮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国的同情心,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我们自己的国界,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援助居于世界首位。很多美国人都主动的抽出时间为其他人提供服务,几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时间使得他们的社区办得更好,他们辅导儿童、探访病人、照顾老人,并且帮助做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国家一大优点。”布什进而追索了美国人这样做的内在原因——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说:“人们主动地承担起责任,帮助他人,他们的原动力就是善良的心,还有他们的信仰。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曾经有人称呼我们为教会之魂的国度,美国有95%的人说他们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国精神”的源头。在《美国读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与信仰有关。我们很难想象,假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起草得出《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来呢?正如布什所说:“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的规范,这超越人们的法律,也号召我们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信仰给我们一种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们如何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何爱护其它人,并且为其它人提供服务,并且如何有责任的过我们的生活。”可惜的是,听众们只关心国际关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对布什所阐发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这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并不感兴趣,并冠之以“推销美国价值观”而排斥之。
   福山转而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只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之外。为什么中国除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银行这样“国家垄断”的大型企业之外,产生不了一个真正“航空母舰”般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呢?
   福山分析说:“华人企业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艰难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就是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而无法成大气候的原因。这也赋予了华人企业以另一个特性: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王安电脑在美国从红极一时到销声匿迹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及整个东南亚华人经济圈中,困扰私营企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从“家族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这种转型并非仅仅依赖制度就可以实现,它背后还有深层的文化惯性。在“低度信任社会”里,企业的创始人难道会放心大胆地使用职业经理人,而将自己的子女抛在一边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正如福山所说:“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不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在这方面,中国早期的成功企业家盛宣怀的经历具有代表性。他没有对家族企业进行扩大再投资,而是用百分之六十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供他的儿子和孙子们享有,结果在他死后,财产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挥霍殆尽。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的庞大企业。
   “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只有失败一途。”福山选择的是一条崭新的经济学的思路。多年来片面强调“专业化”和“学科规范”而变得越来也苍白与虚假的中国经济学界,面对福山广阔的研究视野和锋利的批判锋芒,难道不应当开始某种反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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