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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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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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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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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书法是中国最重要的国粹之一。西方的字母文字像曲曲扭扭的蝌蚪,那是一种低级的文化;而我们的方块字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书法已经升华到了审美的境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权力体系中,书法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在中国,题词是某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拥有这种资格的人,除了大书法家之外,就是少数高级官员了。最近被公众谈论颇多的两大贪官胡长清和张二江,都是兼官员与书法家于一身的、“能文能武”的干才。
   已经被处决的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出身于贫寒的农家。他的父亲在1960年困难时期把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让给了子女们,自己常常吃些树皮、野菜、灶心土充饥,结果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患水肿病去世。父亲临终时,拉着胡长清的手说:“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出头之日。你是男孩,家里你最小,我们家以后就靠你了,你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为我们家争光……”并再三叮嘱胡长清的母亲:“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呀!”当时胡长清只有十二岁。小脚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中国古代曾有穷人子弟凿壁借光、刻苦读书的动人故事,胡长清早年也有类似经历。他捡来山上的桐子榨出桐油点灯读书,但就是桐油也不够用,他就常常在灶前借炉火光亮读书学习、练习书法。后来他的书法颇有几分水平,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胡长清从小就酷爱书法,除了自己刻苦琢磨练习,还常常用卖萝卜积攒的钱买票坐汽车从常德到长沙,带着自己写的两幅字去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指教,从而使自己的书法水平逐渐提高。
   胡长清这名坚韧而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从小就认准了书法是文明的标志,掌握了书法就等于掌握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入场券。他的判断没有错,随着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他的书法也成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一方面让同僚感到他是一位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的“儒官”,另一方面他的书法也成为权力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成为一种极其隐蔽的腐败手段。许多老板和下级官员都以重金来求取胡省长的书法——他们看重的当然不是书法中的“艺术”含量,而是书写者的权势。这是一种巧妙的、互成默契的“狐假虎威”。
   胡长清倒台之后,细心的南昌市民发现,该市的一些酒店、商场、汽车站、夜总会、药铺等“露脸”企业刮起一股不小的“铲字风”。有的将花了本钱装修的招牌一古脑儿端掉,有的则只将题写人的大名铲去。这些被铲去的字都是胡长清题写的。据说,胡长清尚未垮台前,有领导曾对胡滥题字一事提出善意的批评,而胡不以为然地说:“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去写。”一个与胡多年有书信往来的文友,也就其到处写字写信调侃道:“男厕所女厕所男女厕所;东写字西写字东西写字。”然而,比当年“忽如一夜春风来”还要迅速,“胡长清”三个字几天之内便从南昌的招牌上销声匿迹了。
   与胡长清相似,湖北省丹江口市和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法家。张二江是南下干部子弟,在他年少时,父亲在“文革”中受打击离世。上大学前,张二江当过六年兵,还做过邮递员,与胡长清一样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好官”。
   张二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七八级的学生,即使在阅历丰富者众多的“新三级”学生中,他也显得卓尔不群。他的同学回忆说:“张喜欢当官,爱高谈阔论,热心社交,是公认有才华的。”张二江在上学期间就表示了从政的强烈愿望,并在学生干部模拟政治操练中颇有建树,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当选为全国学联委员,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学生干部所能做到的极限。有趣的是,位居高官后生活腐化的张二江,大学期间甚至没有女朋友,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练毛笔字。
   关于张二江的字,书界行家认为是“下过功夫的”。在天门、丹江口等地任职期间,张二江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吹卖嫖赌贪”之外,他也雷厉风行地营造了不少显赫的“形象工程”。同时,张二江的笔也没有闲着,从政府机关到闹市旺铺,他的书法处处可见。某些低级官员甚至以获得市委书记的一幅字为升官进阶的信号。在天门中学旁边的一家装裱店的老板说,以前很多人拿张二江的字来裱,多是招牌名,现在换得差不多了。《长江日报》的一名记者根据装裱店老板的指点,实地看了张二江给一家酒店写的招牌,还真有几分颜体雍容贵重的味道。附近的人说,落的名款在张二江倒后被拆下了,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题词,所以招牌还来不及全部换掉。
   胡长清和张二江的“书法痴”并非个案。早在帝国时代,像胡长清、张二江们所从事的“书法权力化”的工作就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书法不仅是一种腐败的手段,而且还是文化衰败的表象之一。中国人对书法的迷恋,说到底也就是对权力的迷恋,这种心态显示了中国独特的、源远流长的“文化拜物教”的传统。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中追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是无文化时代人们无事找事干的一门活计,本质上属于一种手工技术,与张大娘的剪纸、王木匠的手艺和李老三的蜡染毫无二致,它就是一种手工艺术品。但为什么人们没有把张大娘的剪纸、王木匠的手艺和李老三的蜡染抬举为一门国家的艺术和国粹的文化呢?为什么偏偏是书法,而不是剪纸、木匠活和蜡染,成了文化的一种代表与象征呢?”由此他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天大的误会和骗局。”
   毛喻原认为,按理说,人们使用文字的正常结果应该是书籍,是饱含思想和深义的书面文本,而绝不应该是书法。但在专制社会中,思想是被禁止的,任何与统治者意志相左的个人想法、观点和感情都会被严加铲除。思想者的任何思想活动仿佛都是在冒一种生命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文字来书法,而不是书写。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文字从来就是用来写着玩的,而不是用来著书立说的,这也就毫不见怪。于是乎在专制社会中,书法之风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长盛不衰,愈演愈烈。同时,科举制度也对书法提出了相当的要求,不仅八股文要写得好,字也要写得好。古人在笔记中曾经记载,有好几位才子虽然文章写得好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失去了状元的宝座。书法与仕途直接挂上了钩。人们越写也越倾情,越写越陶醉,越写越感觉良好,越写越炉火纯青。久而久之,书法就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形式取代了内容、书法取代了思想。于是乎国人一流的智力、一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绝大部分都“主动”投入到书法的“事业”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风雅”、最“高贵”的书法也就成了文化的空洞和文化的假象,同时它也被招安在权力网络中,参与了规模庞大的“愚民工程”。许多“伟大”的书法家对真理没有兴趣,而终生沉迷在书法这一变态的“美”当中。尽管他们在书写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境界,但他们本人在文化的意义上依然是一个“文盲”。书法是中国人“掩耳盗铃”式的自慰,是中国文化阶层自愿服用并已经上瘾的、最没有文化的“文化摇头丸”。正如毛喻原所说:“在一个文化假象长期存在的地方,人们已丧失了甄别真文化的基本能力。于是,假文化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所谓的真文化。人们在这种假文化中浸染、陶醉、自娱,自欺欺人,日用习之,久而惯之,最终使属于文化的一切都成为这种假象的牺牲品。”有媒体报道说,在沿海地区的某小学中,教育者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开设了学生必修的“书法课”。媒体对这一教学改革的方案褒奖有加。可见,荼毒下一代的行为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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