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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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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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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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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故居

   
   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空地上依然是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通往大门的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但是,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却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想整修老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修葺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于是,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当地的一名政协委员提出了政府拨款维修陈家故居的议案。没有想到,这一议案却遭到地方行政首长(大约是县长)的严词拒绝。该官员在酒足饭饱之余堂而皇之地说:“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有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
   这正应了王朔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这位“父母官”大约可以跟我们的“码字大王”王朔先生攀上兄弟了。在我看来,作为一方当政者,理所当然对发展地方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老百姓判断一个地方官员的施政能力如何,首先就看他抓经济的能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只知道抓经济的官员绝对不是一个好官。优秀的地方官员,应该是一个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和经济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法国南部某小城的一位市长,在十多年的任期里,都把休息日花费在维修当地的历史古迹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出身,在节假日便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亲自拿起工具,义务装修那些小城人引以为骄傲的名人故居。这位市长说,他卸任之后将“专职”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甚至比当市长更加重要。市长会更换无数个,而历史名人的故居一旦毁坏了就再也无法复制和重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任职修水的那名地方官员,居然连当地的骄傲——陈氏家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算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吗?在他的心目中,开办一家工厂显然比修葺一处故居更加重要。他理解不了,只有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所破旧的故居,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外,也许能够给修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标王”广告也难以达到的知名度。我从这名官员对历史文化的轻蔑和忽视中,可以推断出他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施政风格来。这样的施政风格,将对一个文化之乡的命脉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么破的房子,倒了就让它倒了吧!”——假如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对于这样的狂言,夫复何言?
   修水的官员和民众,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陈寅恪故居的价值,总有一天也会以他们自己的“老先生”而自豪。从某一短暂的时段来看,在权力的面前,文人是软弱的,文化是软弱的。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权力早已灰飞烟没,而文化却还在绵绵不断地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胜利乃是属于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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