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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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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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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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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光如何灼痛自己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藉藉无名。他不参与官方的作家协会,也不在媒体上露面。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也不曾以“爱国者”自居,他说:“我目睹、我亲历这个国家的疯狂堕落,在妄想中自毁。每天,那些充满仇恨的国家捍卫者以及我真切的记忆,都驱使我疏远。我对她(祖国)的冷漠与日俱增。我也慢慢尝试着离去。然而语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这是多么奇怪。这种陌生的语言,却是我的母语。”他以写作对抗黑暗,以写作捍卫记忆。在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时,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无论讲什么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他的作品强烈反映着这个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用他的笔,毕生反抗那些让人成为非人的力量。

    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奥斯威辛”,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则存在着一个永远的“文革”。这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而记载这个噩梦,依然是文化人的职责所在。可惜,在当代中国的文字材料中,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当代汉语的耻辱以及使用汉语写作的人们的耻辱。陈凯歌意识到了这种耻辱,应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他写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凯歌》。数年之后,《少年凯歌》才被辗转传回中国,才有中文版的问世。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也表明了在当下的语境下,言说和记载噩梦的困难。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迈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承认青春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为旁观甚至参与那个时代的罪孽而忏悔。仍有批评者指出,在对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叙述中,陈凯歌还是有某些保留和回护。但我认为,对于陈凯歌来说,写下这些有“思痛录”意义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了。毕竟陈凯歌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说几句真话尤其困难。与某些一听“忏悔”就蒙起脸来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与某些依然振振有词地宣称“青春无悔”的文人相比,与某些企图在“文革”的废墟中寻找“民主”种子的学者相比,陈凯歌的这种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说一点真话总比完全说假话好。
   《少年凯歌》中的那个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中饿毙街头的“眼睛里泛着白光”的尸体,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阶段北京红卫兵的血腥暴行。显然,陈凯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仅仅属于作为高干子弟的“联动”分子们,属于作为军队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们。那种“灿烂的阳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镜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骗眼睛,而不能保存记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在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中写道:“他的微笑,是一种隽永的姿态,对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的调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来是对他所感知的凶残和苦难的最慷慨的复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别人只感觉到凄凉和精神错乱的地方,他创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无所有中创造,这是凯尔泰斯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的质素。陈凯歌是一名有创痛感的文化人,从《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他一直试图用电影完成记忆,完成对光与黑暗的定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断地在退让、妥协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凯歌》中忧伤地写道:“我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时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脸。”他还是没有洞穿光的意义,而在历史的迷宫中陷入了困惑:“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了华发……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
   那个“文革”中成长的少年,似乎还在奔跑,还在呼喊。那时,曾经“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那时,眼看着母亲那么久那么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鸡站在一旁;那时,眼见过那么多同学、战友、插友们疯的疯、死的死,四散飘零。于是,他只能这样写作:“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也正因此,陈凯歌把这本书,称为“我的自供书”。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师,从看到死尸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从被欺骗中脱颖而出。“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镜头般细腻沉静的描述中,混杂着作者几多的依恋、自责和迷惑。我听到“中年凯歌”不断向“少年凯歌”发问,但总是得不到确定性的回答。
   《少年凯歌》既富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鲜活性。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和灌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然定格成一个“历史名词”。在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中,老师把这个虚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宣讲。然而,有学者在详细研究了那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指出,那三年不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大灾害的三年,反倒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那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与其说缘于天灾,不如说真正是缘于人祸。于是,又有人说,是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灾难是苏修造成的。而陈凯歌则认为,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早在苏联逼迫还债之前。饥荒就已经在许多地方蔓延了。苏联的“背叛”并不是产生饥荒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他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还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起因。”
   《少年凯歌》摒弃了名人写自传时常有的自恋心态,而以普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平实而真诚。陈凯歌看透了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大堆论证“胜利者”何以“胜利”的文字垃圾,那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陈凯歌认识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的“历史”,也许比他本人虚构的电影世界还要不可信——在当代中国,电影(或者小说)与历史,究竟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实的呢?《霸王别姬》这部倾注了陈凯歌最多心血的电影,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出了生命鲜活的质地与文明衰朽的历程。在华丽和颓废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别姬》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更迫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哪个中国人能摆脱“优孟”的命运呢?我们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戏剧化了,因而我们的戏剧比我们的人生更为真实。我们都是程蝶衣的观众,我们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们在观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时时处于被凌辱的位置?我们与程蝶衣一样,梦想自己成为光,却又被自己所灼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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