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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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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死场

   
   乡村生死场
   ——《乡事十记》序
   
   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的诞生不足百年;相对于海洋般广袤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不过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知识分子只有身处都市方能发挥其“文化催化器”的功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自于乡村,即便是最为“西化”和“洋化”的胡适,也终身不改他那乡下人的气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照乡村的时候,一般都从两个角度锲入:一是个体生命与乡村的关系,二是权力与乡村的关系,而这两个角度却又“剪不断、理还乱”,无法间离与分割。

   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过滤”的乡村:有鲁迅的绍兴,有沈从文的湘西,有萧红的东北,也有沙汀的四川;有莫言的高密,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李锐的吕梁山,也有刘亮程的新疆。今天,又多了许宏泉在《乡事十记》中为我们描述的皖东乡村。
   鲁迅的《阿Q正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说”和“农民小说”。《阿Q正传》揭示了乡村与现代国家权力之间荒谬的关系:现代国家权力无力全面统治乡村,却又开始入侵乡村并企图将乡村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网络”之中;同时,乡村里的人们依然处于某种“自然状态”,在“不争”与“不幸”的漫长循环中麻木着。鲁迅精辟地描述了乡下人对“革命”的看法——
   “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就动手剪辫子,听说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尔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这种“蒙昧”的状况,未免让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和黄兴们感到沮丧。但这却是真实的“乡下人的思维”。他们对于“改朝换代”漠不关心,却为保存自己的辫子而杞人忧天。他们天真地以为,“不上城”就可以避免受到现代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改造,继续过自己原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并不“幸福”、并不“诗情画意”,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自从“革命兴起”之后,阿Q们便再也不能享受“化外之民”的“自由”了。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的阿Q,却被冠以“革命”的罪名而被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现代中国“等待戈多”式的开端。
   在许宏泉的《乡事十记》中,我特别注意到《生与死》一篇。这篇几千字的短文堪称《阿Q正传》的“姊妹篇”,它是为“后阿Q时代”所作的一个小小的“脚注”。在中国的乡村里,“生命意识”淡如水、薄如纸,正如《生与死》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乡下人说,生和死就像一根绳子,一头是生,一头是死,生的开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绳子拉个圈,生和死本就挨着,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各安其命”的民间信仰,人们以此来麻醉日常的苦难、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也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在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但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国家权力则逐步摧毁了以上所有的渠道,而直接粗暴地对乡村进行干涉。
   《生与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树的女人改快要临产了。改曾经三胎难产,孩子一落地就没了气。这次,树精心呵护着女人,巴望着她生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小子。恰恰在这个时候,队长来催促树参加集会。树要留在家里照顾女人,队长训斥他说:“树,你想过没有,毛主席死了,全国人民都戴孝,今天上午九点轮到我们大队去追悼,你还推三落四,你还是不是党员,你有没有良心。”是毛主席重要,还是孩子老婆重要?对于树以及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主席的灵堂设在公社的大会堂。追悼仪式开始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们哭成一片。树却好像听见了女人在凄凉地叫喊,他使劲咬着嘴唇,心里念着:毛主席啊,树坏心了,树忘本了,很私心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没有我和改了。他默默念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保佑平安……
   仪式结束了,树拼命往家里跑,他和邻居们一起用门板将改抬往卫生院。孩子生下了,医生却说,来晚了,大人保不住了,失血太多了。
   在这个白描式的故事中,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许宏泉就这样不加任何评说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不,这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乡亲们活生生的生活。许宏泉选择了“笔记小说”的形式,但他的“笔记小说”与贾平凹装神弄鬼的“商州系列”迥然不同,他笔下的是一个“带着血的蒸汽”的乡村,一个被权力凌辱和扭曲的乡村。
   《牛奔子》一篇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担任队书记的老牛奔子发现了两个来偷公家洋芋的女人,一个是李家的女人,一个是她娘家的妹子。老牛奔子威胁要告发她们“破坏生产”的罪行,两个女人吓得瘫倒在他的脚下。老六奔子淫心大起,提出如果十六岁的小妹子任他玩弄,他不仅会放过她们,而且让姐姐在田埂上任意挖一些洋芋。田埂下,妹子发出一声声的哀求和惨叫;田埂上,姐姐感到一阵阵的揪心,扔下了锄头,抡起双手死命地扒,指头已经渗出了血,她好像一点也没感觉,一个劲,不停地扒……这个残酷的场景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想起了《圣经》中的话:“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那个受到侮辱的乡村小妹,就是我们自己的妹妹;她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忽视乃至蔑视她们的命运,我们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招致灭顶之灾。然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真实。文学已经堕落为权力的装饰和谎言的奴仆,与此同时,作家们则升华为高雅的“城里人”。
   《乡事十记》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无比沉重。许宏泉既非文坛达士,也非学界名流,而是一名自我放逐的“边缘人”。在人人都在标榜“边缘”的今天,连刘心武也开始自称为“边缘作家”了。于是,“边缘”变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词语。但是,许宏泉的“边缘”是真正的“边缘”,这本《乡村十记》便是他的“身份证”。他是边缘人,自由人和乡下人。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还生活着的乡村,用天才女作家萧红的话来说,那里是没有边际的“生死场”。卑微的我们,能够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改变吗?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或者可以袖手旁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作出了坚定的判断:“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那么,许宏泉笔下的那些沉默者、痛苦者和牺牲者们,孤苦的祥子妈、憨厚的老铁匠、因信基督而被批斗致死的表婶以及喝农药的女人们,都将因为许宏泉的记忆、描述、理解、同情和悲悯而再度复活。
   
   200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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