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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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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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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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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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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死场

   
   乡村生死场
   ——《乡事十记》序
   
   知识分子与乡村的关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母题。相对于历史悠久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的诞生不足百年;相对于海洋般广袤的“乡村中国”来说,“都市中国”不过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知识分子只有身处都市方能发挥其“文化催化器”的功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来自于乡村,即便是最为“西化”和“洋化”的胡适,也终身不改他那乡下人的气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照乡村的时候,一般都从两个角度锲入:一是个体生命与乡村的关系,二是权力与乡村的关系,而这两个角度却又“剪不断、理还乱”,无法间离与分割。

   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过滤”的乡村:有鲁迅的绍兴,有沈从文的湘西,有萧红的东北,也有沙汀的四川;有莫言的高密,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有李锐的吕梁山,也有刘亮程的新疆。今天,又多了许宏泉在《乡事十记》中为我们描述的皖东乡村。
   鲁迅的《阿Q正传》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说”和“农民小说”。《阿Q正传》揭示了乡村与现代国家权力之间荒谬的关系:现代国家权力无力全面统治乡村,却又开始入侵乡村并企图将乡村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网络”之中;同时,乡村里的人们依然处于某种“自然状态”,在“不争”与“不幸”的漫长循环中麻木着。鲁迅精辟地描述了乡下人对“革命”的看法——
   “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就动手剪辫子,听说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但这却还不算大恐怖,因为未庄人本来少上城,即使偶尔有想进城的,也就立刻变了计,碰不着这危险。阿Q本也想进城去寻他的老朋友,一得这消息,也只得作罢了。”
   这种“蒙昧”的状况,未免让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和黄兴们感到沮丧。但这却是真实的“乡下人的思维”。他们对于“改朝换代”漠不关心,却为保存自己的辫子而杞人忧天。他们天真地以为,“不上城”就可以避免受到现代国家权力的支配和改造,继续过自己原有的生活——这种生活尽管并不“幸福”、并不“诗情画意”,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然而,自从“革命兴起”之后,阿Q们便再也不能享受“化外之民”的“自由”了。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的阿Q,却被冠以“革命”的罪名而被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现代中国“等待戈多”式的开端。
   在许宏泉的《乡事十记》中,我特别注意到《生与死》一篇。这篇几千字的短文堪称《阿Q正传》的“姊妹篇”,它是为“后阿Q时代”所作的一个小小的“脚注”。在中国的乡村里,“生命意识”淡如水、薄如纸,正如《生与死》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乡下人说,生和死就像一根绳子,一头是生,一头是死,生的开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绳子拉个圈,生和死本就挨着,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各安其命”的民间信仰,人们以此来麻醉日常的苦难、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也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杜赞奇在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国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团体、庙会组织、神话以及大众文化中的象征性资源等渠道深入下层社会。”但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国家权力则逐步摧毁了以上所有的渠道,而直接粗暴地对乡村进行干涉。
   《生与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树的女人改快要临产了。改曾经三胎难产,孩子一落地就没了气。这次,树精心呵护着女人,巴望着她生下一个生龙活虎的小子。恰恰在这个时候,队长来催促树参加集会。树要留在家里照顾女人,队长训斥他说:“树,你想过没有,毛主席死了,全国人民都戴孝,今天上午九点轮到我们大队去追悼,你还推三落四,你还是不是党员,你有没有良心。”是毛主席重要,还是孩子老婆重要?对于树以及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主席的灵堂设在公社的大会堂。追悼仪式开始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们哭成一片。树却好像听见了女人在凄凉地叫喊,他使劲咬着嘴唇,心里念着:毛主席啊,树坏心了,树忘本了,很私心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没有我和改了。他默默念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保佑平安……
   仪式结束了,树拼命往家里跑,他和邻居们一起用门板将改抬往卫生院。孩子生下了,医生却说,来晚了,大人保不住了,失血太多了。
   在这个白描式的故事中,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许宏泉就这样不加任何评说地结束了他的故事。不,这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乡亲们活生生的生活。许宏泉选择了“笔记小说”的形式,但他的“笔记小说”与贾平凹装神弄鬼的“商州系列”迥然不同,他笔下的是一个“带着血的蒸汽”的乡村,一个被权力凌辱和扭曲的乡村。
   《牛奔子》一篇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担任队书记的老牛奔子发现了两个来偷公家洋芋的女人,一个是李家的女人,一个是她娘家的妹子。老牛奔子威胁要告发她们“破坏生产”的罪行,两个女人吓得瘫倒在他的脚下。老六奔子淫心大起,提出如果十六岁的小妹子任他玩弄,他不仅会放过她们,而且让姐姐在田埂上任意挖一些洋芋。田埂下,妹子发出一声声的哀求和惨叫;田埂上,姐姐感到一阵阵的揪心,扔下了锄头,抡起双手死命地扒,指头已经渗出了血,她好像一点也没感觉,一个劲,不停地扒……这个残酷的场景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想起了《圣经》中的话:“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那个受到侮辱的乡村小妹,就是我们自己的妹妹;她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忽视乃至蔑视她们的命运,我们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招致灭顶之灾。然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真实。文学已经堕落为权力的装饰和谎言的奴仆,与此同时,作家们则升华为高雅的“城里人”。
   《乡事十记》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无比沉重。许宏泉既非文坛达士,也非学界名流,而是一名自我放逐的“边缘人”。在人人都在标榜“边缘”的今天,连刘心武也开始自称为“边缘作家”了。于是,“边缘”变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词语。但是,许宏泉的“边缘”是真正的“边缘”,这本《乡村十记》便是他的“身份证”。他是边缘人,自由人和乡下人。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还生活着的乡村,用天才女作家萧红的话来说,那里是没有边际的“生死场”。卑微的我们,能够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改变吗?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或者可以袖手旁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作出了坚定的判断:“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那么,许宏泉笔下的那些沉默者、痛苦者和牺牲者们,孤苦的祥子妈、憨厚的老铁匠、因信基督而被批斗致死的表婶以及喝农药的女人们,都将因为许宏泉的记忆、描述、理解、同情和悲悯而再度复活。
   
   200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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