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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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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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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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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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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知识”与“分子”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谢泳的新作《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是一本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名”的著作。近十多年以来,谢泳一直从三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人(胡适)、一本周刊(《观察》)和一所大学(清华大学)。以前,我读谢泳的《教育在清华》,不禁感叹作者能够对原始材料作如此细致入微的爬梳,而议论则做到了“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谢泳虽然身在山西,似乎是“处江湖之远”,但他的治学态度却比某些“居庙堂之高”的学院派学者还要严谨。另一方面,谢泳显然又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他最终是想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心灵世界,并且通过对“道路为什么没有安排好”这个问题的探讨,发掘出可以让今天的文化人汲取的思想财富来。在我看来,以对清华校史的描述和对清华精神的理解来说,恐怕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清华教授和清华学生都远远无法与不是清华人的谢泳相比。这固然是谢泳的骄傲,但何尝又不是清华的悲哀呢?
   除了探讨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胡适的学术贡献、政治倾向、处世态度和心路历程之外,谢泳还比较了四十年代末胡适的学生辈们不同选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同结果。钱理群曾经在《一九四八:天地玄黄》一书中论述了“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局面前的彷徨和决断。其实,最艰难的并不是如何在“好”与“坏”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是如何在“好”与“更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如何在“坏”与“次坏”之间作出选择。(意识到这样的处境者极少,比如胡适就先去了美国,后来才返回台湾。)换言之,在还没有作出选择之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便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自由”之于中国,依然是一种“奢侈品”。
   梳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我们会发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几乎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完成的。在后半个世纪里,许多具有成为大师的潜力的作家和学者,最后都未能成为大师。或者像沈从文那样,文学生涯戛然而止;或者像冯友兰那样,学术水准直线下降。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中对诸多大师或“准大师”的命运进行了真实而又令人心碎的描述。谢泳则更为直截地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选择留在大陆或者回到大陆的年轻的人文学者,如王瑶、赵俪生、周一良等人,虽然具备了相当的学术天分,但最后都未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与之相反,选择移居台湾或美国的杨联陞、何柄隶、殷海光等人,却做出了更大的学术成就来。
   以王瑶先生为例,最能够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中古文学史论》写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政权更迭之后,王瑶由清华调入北大,由古典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研究。尽管他以《新文学史稿》开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先路,但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的束缚下,他无法在《新文学史稿》中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华。他那敏锐的文学感觉和深厚的思想能力,都只有吉光片羽的闪现。再以后,随着文艺界成为“文艺战线”,硝烟味与血腥味越来越浓烈,王瑶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条件。七十年代末,王瑶重新登上讲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学术研究能力没有得到完整的恢复,但他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界俊才——钱理群、赵园、凌宇、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他们都成为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或许多多少少能够给王先生带来一丝的安慰吧?
   然而,王瑶先生依然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作为弟子的陈平原痛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遗憾:“王先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素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显然,王瑶在对他人严格的评述之中,也包含了对自己更为苛峻的体认。与其说他的心中“不时掠过一丝苍凉”,不如说一直都盘踞着一个巨大的阴影。一九八九年之后,这个阴影终于将这位倔强的学人吞噬了。
   学者夏中义在《九谒先生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他认为:“耽误先生未成‘大学者’的要素应说有二:一曰‘外伤’,二曰‘内伤’。‘外伤’指有共和国史以来的非正常变故,‘内伤’则指深入先生之骨髓的‘政治至上’意识。尽管先生自一九八六年始已着意‘告别体制’,但某种价值心理定势仍顽强地驱动先生尾随东林儒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势必怠慢含英咀华的读书声。”而在我看来,“政学不分”以及“热心时政”并不足以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胡适、蒋廷黻、吴国桢、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参与或议论国民党政权,远远比留在大陆的王瑶这批知识分子参与或议论共产党政权深入和广泛。但是,胡适他们的参政议政并没有湮没他们的学术成就,为什么王瑶他们反倒会“一无所有”呢?如果放眼西方的话,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无论是费正清还是乔姆斯基,大概都是“政学合一”的、“不纯粹”的学人。因此,我认为,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一个政权是否能够为知识分子提供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参政议政的自由,也在于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为知识分子预留一处获取自足的文化和经济资源的“公共空间”。如果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变成等级森严的衙门和“单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都必须依赖于工资、户口和粮食本(据说,一九四九年之后到六十年代末,从来没有领取过官方的工资、而靠自己的稿费生活的知识分子,只有巴金和傅雷两个人),那么文学和学术的巨著又岂能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呢?一九八六年,晚年的王瑶先生突然元气淋漓,他如此言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他说的又岂止是鲁迅呢?然而,在“计划经济”、“计划政治”和“计划文化”的时代里,“独立”谈何容易?
   于是,知识分子便成为“优败劣胜”体制的牺牲品。谢泳还谈及一个语言学家王力的小故事。一九七四年,王力参加编写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那是一个文盲领导学者的时代,组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青年工人,指挥王力干这干那。七十多岁的王力每天挤着公共汽车在北京东城和西城之间来回奔波,有一次还被从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王力一直保持着沉默,谢泳解释说:“他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间的这样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在王力先生的记忆中,这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在时常发生着,但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当中,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是如何以它最下流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打掉的,这样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耻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瑶先生所憧憬的“分子要独立,知识不变质”逐渐成为可能,王小波就是新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辞职给他带来了心灵的自由,对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王小波不堪生活重负而英年早逝,但他实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生命形态上与胡适那代学人的“对接”。王小波之后,更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因此,我愿意与谢泳一样,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抱一种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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