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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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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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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跳舞场
·伟人华盛顿
·物价与民生
·洋灯洋火
·自由从言论开始
·端方不端
·辜鸿铭的幽默
·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末世豪情
·倭仁与同文馆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总统”与“太监”
·裁缝与官
·大禹的子孙们
·雀戏泛滥
·鸵鸟政策
·伪君子云集
·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自革其命
·大哭时代
·凤凰生何处
·复辟喜剧
·考据学的反思
·民间话语
·末路不可怜
·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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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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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说还休的“语文”

   
   欲说还休的“语文”
   
   在中学语文教育逐渐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的今天,一套《新语文》读本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横空出世。这套读本从文化价值、教学理念到编排方式、选文标准都与传统的“语文”课本迥然不同。作为编委之一,我负责西方文学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我希望这套读本能给孩子们提供崭新的文化资源,能帮助他们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认真听过几节“正统”的语文课。我天生就对杨朔和刘白羽之类的空洞而滥情的文字充满了厌恶,更对政治领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充满了反感。我看重的是个人的审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和个人的尊严——文学理应承担赋予人类这一切美德的任务。尽管我们的语文教育是那样的糟糕,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伯乐式的语文老师,他们发现了我的天赋,并决定对我“网开一面”——特许我上课时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甚至还借了许多书籍给我阅读。八十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凸现出来的著作,几乎都是在中学时代接触的。而我的语言感觉和思想能力,正是在长期的“随便翻翻”中形成的,跟那套老掉牙的教育部“统编”语文课本毫无关系。语文课堂上的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进入了“作家”的行列,在诸多中学阅读教材和补充读物中也出现了我的文字。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我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我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十道“阅读题”:诸如划出原文中的一句话来,询问“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我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消耗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我再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结果十道题全部都做错了!看来,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我更了解“作者的本意”!
   这就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乏味的课文、割裂的教学方法、强迫性的死记硬背……使得大部分中学生将语文课看作是最可怕的课程。同时,语文课本中还传播着若干错误的信息和观念,诸如太空中能看见长城、大英博物馆中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等等。假话和谎言充斥着语文课本。因此,很少有学生热爱语文课的,除非他也跟我一样幸运,遇到了有慧眼的语文老师。然而,即使在这种老师教得苦不堪言、学生学得叫苦连天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人拼命地“捍卫”中学语文教学的旧有模式。如果说某些已经习惯旧有教育方式的老师和圈内人士的“保守”还有值得理解之处,那么另一些人士对变革的恐惧就让人感到莫名惊诧了——在复旦大学开过文学课的女作家王安忆,就是这群“无名的恐惧者”之一。王安忆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访谈中说,应试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它没有培养一个作家的义务。她对韩寒这样脱颖而出的少年作家不以为然,“现在的新概念作文完全否定学校的语文教育。在这同时,有些小孩退学不学习,去写小说,得到出版商的炒作以后,他们居然成功了。更加证明了语文教育的不对和落后。事实上暗合了一些孩子的漠视语文的心理。因为整个语文水准的下降,所以他们的教养都很粗鲁。”
   韩寒的暴得大名和新概念作家比赛的取向固然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王安忆为什么要奋力支持漏洞百出、僵化陈旧的中学语文教育——这种教育能造就“有教养”的、“不粗鲁”的新一代来吗?王安忆的子女大约也正在接受中学教育,她有没有询问过子女的感受呢?有论者如是质问王安忆说:你在自由宽松的大学课堂谈经论道,却对死板狭隘的中学语文指手划脚;你的学生时代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是丰富的生命阅历让你成为优秀作家,你却对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给予充分肯定,这不正像故意给后人指错道路的向导吗?“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自以为聪明的王安忆女士居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呢?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在谈到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我表达人的生活,但我不能依照那些易于识别的因素来贬低语言的尊严。也许人们关心一些由词汇、字眼、一些由这个作家的常用意想构成的所谓个人特征,但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关心这位作家的内在精神。”而在谈及自己的启蒙教育时,他这样说:“最初,我受到的一个有益的教育是:学会把现实正确的讲出来。用声音把现实说出,像麻雀说出黎明那样。我一生中感到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我生活在荷马的故乡——它隐藏着一种极乐,一种庄严,它们完整无损地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体验到这样的快乐和幸福,因为文学是让人快乐和幸福的。我们应当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美,因为文学是美的载体。我们应当让孩子们产生对母语的亲近和热爱,如果语文教育达不到让年轻一代熟练使用母语的基本目的,这样的语文教育难道不是失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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