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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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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俄罗斯之狼
·捍卫记忆
·你从古拉格归来
·人之子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俩人行
·那些岁月,那段爱情
·龙飞九天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读《思忆文丛》之一: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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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人”为何物?
·出洋相
·法律第一
·股市狂潮
·关注东北
·韩国亡国
·沪上美容术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名片背后
·跳舞场
·伟人华盛顿
·物价与民生
·洋灯洋火
·自由从言论开始
·端方不端
·辜鸿铭的幽默
·红顶商人胡雪岩
·酷吏如屠夫
·腊肠下酒著新书
·末世豪情
·倭仁与同文馆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总统”与“太监”
·裁缝与官
·大禹的子孙们
·雀戏泛滥
·鸵鸟政策
·伪君子云集
·酷刑之下焉有勇夫
·自革其命
·大哭时代
·凤凰生何处
·复辟喜剧
·考据学的反思
·民间话语
·末路不可怜
·素足天成
·秀才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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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谁在打孩子的耳光?
·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另类”原是大多数
·旧瓶与新酒
·来自民间的生命力
·鲁迅的柔情
·读柏杨回忆录:未完成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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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最近,北京锦华咨询有限公司和点津网站对京沪两地的大学生择业取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生一般都看重具有权威的职业;而在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大学生们更推崇能够带来高收入的职业。在北京大学生的心目中,声望最高的职业是市长,紧跟在后面的是公务员和管理阶层;而在上海大学生的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职业则是电脑网络工程师,紧跟在后面的是外企的商务代表和公司经理等。

   看到这一调查结果,我不禁从心底里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鲁迅成名以后的生活,一半在北京度过,另一半在上海度过。他的后半生几乎可以用“双城记”来形容。因此,鲁迅对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特质都有着深切的体认,并且在细致的比较中发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两地的差别。鲁迅说,北京是一座几百年皇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许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官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而上海是一个开埠不到一百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居住在上海的人们,许多都成为了商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也就是说,北京是为“官”服务的城市,上海是为“商”服务的城市。鲁迅在文章中对“京城痞子”和“洋场恶少”都有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但相比而言,北京的那种“官”文化,与黑暗的传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而上海的那种“商”文化,来自于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西方,虽然“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鲜血”,但毕竟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某种新鲜的养料。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理解鲁迅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居住。除了现实生活中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外,这一选择还隐含着鲁迅对这两个城市文化特性的不同评价。在“坏”与“次坏”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次坏”。鲁迅没有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上海的租界毕竟为他提供了一处栖身之地。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一切又都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依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身在浓重的官场文化氛围当中,谁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民谣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里确实是官大一级也会压死人。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系列,写出了初进官场的大学生小林的可怜与可悲,但这种“软刀子杀人”的官场现实并没有阻止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小林的道路“前赴后继”。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都视之为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前几年轰动一时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不仅没有消除“市长”和“市委书记”头上的“神光圈”,反而使之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如果没有陈希同案件的曝光,大学生们投票将“市长”作为职业首选的概率,也许不会如此之高。因为大学生们从案件中发现,身居一市之长,不是有了多少为民众谋福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机会,而是拥有了无限的、贪污腐败的机会。权力、金钱和美女,对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于连”),哪会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呢?除非你是雷锋或者保尔,可是雷锋和保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不过是领袖和作家共同捏造出来的人物罢了。
   同样,今天上海的大学生们也回归了昔日上海的传统。他们崇尚个人奋斗、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比“学而优则仕”有了一些进步。不过,上海的文化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是“洋场恶少”和“白脸小开”的习气。上海人往往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他们在洋人面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在外地人面前却又俨然是趾高气扬的主子。今天,上海半吊子的商业文化中更是渗透进了强大的权力因素,权力与国际资本的合作在这里催生了一个经济奇迹。近二十年来上海的“发达”,与其说是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优势,不如说是更多是因为中央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因此,他们对体制的态度比其他地方还要“驯服”。这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也没有庞大的、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群体。上海是一个最缺乏人文关怀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空气里弥漫着的是金钱单一的气味。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一本有品位、有锋芒的刊物和一份直面现实、凸显真实的报纸,难道很正常吗?这些问题,上海的大学生们很少去思考——他们容不得别人说上海的坏话。他们以为有了钱就有了文化、有了自由、有了幸福,他们彻底错了。
   遗憾的是,在京沪两地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中,除了“大学教授”之外,对其他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都不屑一顾。这不是说明大学生们的素质降低了多少,而是说明今天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和工作待遇实在是太糟糕了。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小学教师则生活困窘、地位低微。对于这样一些职业,大学生们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么会“主动献身”呢?
   由大学生们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学里都缺乏基本的人文熏陶。我们的大学仅仅是一个流水线一般的“职业训练所”,大学理想早已泯灭了。美国学者博耶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作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这一目标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给文化以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很难走出一条健康和平衡的道路。如果作为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也普遍漠视文化,而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那么平民阶层更是弃公民道德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这个社会的总体病症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施加疗救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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