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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神州处处皆酷刑
·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大国”崛起,“寡民”沉沦——评央视《大国崛起》专题片及丛书
·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比江更坏
·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
·我为什么批评温家宝?
·莫道人人说影帝,西游演罢是封神——温家戏班中“跑龙套”演员的“绝妙好词”
·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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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战争语言

   
   告别战争语言
   
   
   不久前,《南方周末》报道了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中国的野生大豆申请专利的事件,一时间舆论大哗。紧接着,该报又发表了题为《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的后续报道。我对此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关注。不过,我把它看作一个法律、科学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有趣事件。在中国加入关贸协定的今天,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接受一套崭新的商业规则,而且还要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既需要权利意识的觉醒,又需要义务观念的确立。

   但是,读到《要不要打基因保卫战?》这样的标题时,我的心里却十分不舒服。刺激我的是“保卫战”这个词语。它太重了——一次狡猾的抢注专利事件,还远远达不到要我们以“保卫战”来应对的严重程度。这是一种弱者的“过度反应”。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战争术语和军事术语一直有一种病态的偏爱。虽然早已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我们的心态并没有完全调整到“和平年代”。在我们的电视、广播和报刊中,与战争和军事活动相关的、或将战争泛化的语言比比皆是。播音员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诸如“文化战线”、“教育战线”、“新闻战线”一类的词语,领导干部会慷慨激昂地高声宣布“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来一次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法学家贺卫方曾经谈到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话语被战争语言毒化的状况:“司法界被称为‘司法战线’,法官之间乃‘战友关系’,人们经常说要发挥法院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作用,法官要‘能征善战’,有时还要‘大兵团作战,……力求每战必胜’。”连“法言法语”也受到了战争话语的腐蚀,可见其流毒之广。最近,昆明市检察院规定,在法律文书中禁止使用“狗急跳墙”、“丧心病狂”之类的语言来形容犯罪嫌疑人。对此,贺卫方给予积极的评价:“此举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检察官在语词风格上有所改变,但是,法律语词事关刑事被告人的地位,事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乎法治的基本准则是否得以遵循。考察一国法治的程度,法律话语是否足够理性化乃关键指标之一。”
   贺卫方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然而,这种改变仅仅是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发生。在其他广阔的生活范围内,战争话语依然泛滥成灾。我们把政治学习、“严打”、反腐、申奥、抗洪、环保、计划生育等统统当作“战争”来看待。我们很少使用“和平”、“爱”、“温柔”、“宽容”、“权利”、“尊严”这样一些字眼,即使偶尔使用一次,也显得羞羞答答。反之,我们在使用与战争、暴力有关的字眼时,却显得理直气壮、“雄赳赳气昂昂”。其实,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邪恶缺乏必要的体认。在我们制作的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战争通常呈现出一种“凯歌高奏”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色彩,它通常遵循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准则——正义一方必然获得胜利、邪恶一方必然走向失败。于是,战争成为一场盛大的狂欢活动和一个关键的历史环节。
   长此以往,我们把战争“生活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自觉地、轻率地使用着无数与战争相关的语汇。在上面那则报道中,一个专利保护和基因研究的事件,居然也被冠以“保卫战”的名称,这是记者的潜意识。在孩子们的作文中,就已经开始频频地使用类似的字眼了。我想反问的是:战争真是一件好事吗?古人早就说过,“兵”是一个国家的“不祥之物”,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没有一场战争的结果不是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毁灭千百万家庭的幸福。有一位西方诗人说过:“每一颗子弹,击碎的都是母亲的心房。”然而,有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热爱屠杀同胞的战争却胜过热爱和平: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年年有、月月有,同胞杀同胞一点也不手软;共和国建立以后,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则以一种“准战争”的形式不断上演。伟大领袖就是一个天生的“战神”,他的文集几乎就是“军事文集”,没有战争的生活是他无法接受的。从领袖嘴里时不时地冒出“带着部队上井冈山打游击”的话来,这显然不仅仅是向那些“变修了”的战友们发出的威胁。一九六四年,毛、刘因四清运动性质发生了分歧。据薄一波和安子文回忆,有了分歧后,毛曾对刘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在后来的确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成功、也很顺利。在领袖的影响下,共和国文化被打上了鲜明的“战争文化”和“军事文化”的烙印。人们都在模仿领袖的口吻,人们的话语中都充满了“王者之气”(或者鲁迅所说的“山大王气”)。“共和”成了一个被“闲置”的概念。
   我在乡下看到过不少气势汹汹的标语:某地林业部门为了遏制滥砍滥伐现象,贴出了“你砍树,我砍人”的标语;某地计划生育部门则号称“谁超生,就让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位网友也在文章中列举了三个例子:其一,在广东佛山,一个凶手纠集一群歹徒暴打一位大学教授。当凶手被人告知其施暴的对象是该市唯一的一位博士时,该凶手回答:“什么博士,北大校长我都敢打!”其二,湖北宜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一个负责人,在面对就一名对非法拘禁案进行调查的律师时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样?抓也就抓了。平反,恢复名誉是以后的事!”其三,西安市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种植五场场长蒲渭滨,对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马上叫人把你抓起来,看谁能把我咋啦!”他们活像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巴顿将军。这样的人整天都与我们生活中一起,是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只要我们多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战争语言和军事语言淹没了,听听那些执法者和官员们的口头禅吧——“什么是法?我们就是法!”、“在这里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知道你们是电视台的,电视台算什么东西?我会揍死你们!”、“我们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得死!”、“法律是天平,把天平砸向犯罪分子的头!”面对这些硝烟味十足的话,我不禁疑惑: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呢,还是生活在“谁有力气谁就是老大”的梁山泊?更可怕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是在信口雌黄、并不是在拿大话和空话吓人,他们说的是“大实话”,这些话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实情——令人毛骨悚然的实情。
   “毛式语言”和“毛式思维”已然内化到我们的血液里。一种“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积淀了下来,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沿袭下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告别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二十世纪,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互相撕咬的丛林和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自己也在参与着恐惧的制造;我们受到暴力的伤害,自己也增添着暴力的泛滥。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起了甘地。当我面对网上丑恶和蛮横的谩骂时,我毅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甘地的信徒。然而,我立刻遭到更为猛烈和尖锐的辱骂。那些人认为,不是甘地战胜了暴力,而是暴力消灭了甘地——在他们的眼中,最终死于暗杀的甘地是一个可笑的疯老头。所以,他们要沿着暴力的道路往前走。
   尽管如此,我没有回骂任何人。对于深陷于暴力和邪恶之中而无力自拔的那些同胞,我唯有深深的悲悯和同情。当然,他们的罪恶也有我的一部分,我跟他们并没有“天壤之别”。在批评他人身上的迷狂之前,首先要检讨自己所浸染的病毒。那么,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最好的解毒剂。甘地认为,暴力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错误,阻止战争是非暴力的信仰者的重要责任。甘地看到了文明所受到的威胁与挑战,他也知道坦克和飞机的可怕,但他还是站了出来,站成了弱者的脊梁,站成了卑贱者的希望,站成爱的化身。有时候,我不禁要痛苦地感叹:虽然印度与中国在地理上接壤,但是甘地为什么离中国如此之远呢?尽管甘地在中国被“堂吉诃德”化了,但我仍然坚信:“甘地精神”将是中国文化凤凰涅槃时所必须的“催化剂”。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换上“爱的言说”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状态。我想,如果有一天,甘地的言说和甘地的思想能够像青草和鲜花一样生长在我们这片渗透了太多鲜血和仇恨的土地上,那么“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欺压者与受欺压者双方苦毒怨恨的悲剧结局”(马丁•路德•金语)就会在中国终结,神州也将成为真正的“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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