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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锦州市某小学生在饭店里设生日宴,专门宴请班上“中层”以上的班干部;长沙市一个小学生当上了管七个人的“小组长”,被“手下”请吃肯德基;北京市某小学的老师,因为要求任命自己的孩子当干部的家长太多,干脆任命两套班子,每隔一周轮换一次。当我看到这一则则的消息时,不禁感叹:“官”的威力,已经由“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成人世界,蔓延到一颗颗幼小的心灵之中。只有在一个权力可以过度使用的社会中,权力才会成为公众生命中唯一的追求和向往;只有在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度里,才会连“祖国的未来”也不再拥有“天真纯洁”的心灵。孩子们不可能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孩子的言行方式无不折射出成人世界的弊病。

   长沙市那位学生的父母特意跟到肯德基店去,悄悄观察女儿如何接受宴请。只见几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正在给女儿敬饮料,一个个“组长、组长”甜甜地叫个不停。女儿端坐在一边慢慢享用,矜持地接受同伴们的碰杯,完全就是一副了不起的“领导人”的气派。小女孩那种陶醉的快乐,不亚于在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领导。回到家里,女儿神气十足地告诉父母说:“当上小组长好处可多了,她们会送我吃的,还有礼物,就像原来我给组长、班长送玩具一样。”大有“想不到我也有今天”的英雄气概。后来,这个女孩的父母去询问另外的几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要款待小组长呢?”这几个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还没有世故到睁着眼睛说假话的地步,她们都抢着回答说:“小组长管收发作业和考勤等,权力可大哩。平时我们跟组长搞好关系,关键时候就她就会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既然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如此地迷恋权力,我们就很容易想像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朝拜和阅兵的伟大领袖的心态。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我不妨再引用一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孩童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班干部”到成人世界中的最高领袖,如果没有制度的监督和约束,人性固有的缺陷无法抵抗权力的侵蚀。在一个权力被权力者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社会里,人的尊严和价值与他的创造力无关,而只能由权力来界定。获得权力之后,不仅可以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生活,乃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能够肆无忌弹地去干涉、左右别人的生活,以无权力者为奴隶。鲁迅在《阿Q正传》在生动地描述了阿Q对权力的理解,那就是将赵太爷家的大床般到土谷祠里,那就是“想要谁就是谁”——不仅是吴妈,连小尼姑也不放过。所以,他会拥护“革命”,“革命”能够给他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和地位。阿Q这一人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的写照,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活着的阿Q。我们这个民族患上了严重“权力饥渴症”,权力成为我们最执著的信仰。
   昔日,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风时,一个稍稍含蓄地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一个则赤裸裸地宣布“我可以取而代之”。此后,“刘项见始皇”便成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条件反射”。大家都在做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帝王梦。当帝王不得,则退而求其次,做“升官发财梦”。数千年来,中国人生命的终极意义都寄托在“当官”这两个字上,中国知识分子读完四书五经之后也只记得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当年,范进梦寐以求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屡试屡败,穷困潦倒。连岳父胡屠夫也瞧不起他。最后,当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后,顿时就高兴疯了。为什么他会乐极生悲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举”必然意味着这样一个无比简单的事实:自己一步就从地狱走进了天堂,从一个无权者蜕变成了一个有权者。于是,昔日飞扬跋扈的胡屠父顿时在“文曲星”女婿面前吓得抬不起头来。我在《儒林外史》中真切地看到,一套冷酷而腐败的官僚制度,如何一点点地吞噬掉人的尊严和品格、如何一点点地将卑鄙和阴险等邪恶的东西塞进人的心灵。然而,就在我所生活的现实之中,每天都在发生着比《儒林外史》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学者波斯特曼在《童心的泯灭》中写道:“我们的孩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孩子消息都更灵通,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孩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至少近似大人。这意味着,由于人们使孩子得到成人知识的果实,而把他们逐出了儿童的乐园。”显然,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灵状态比波斯特曼所描述的要可怕的多:中国的孩子已经不仅仅是“早熟”的问题,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成人世界扭曲的“游戏规则”,他们主动迎合官僚制度的“话语规则”。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我们孩子们也在精心地建构着他们的“准官僚”体系。
   在中国的中小学里,最糟糕的一种“建制”就是数十年一贯的“班干部”制度。这套制度导致了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权力循环和交易圈”,人为地在平等的孩子们当中制造了不平等。一大批从小就官气十足的孩子脱颖而出。从小学到大学,这部分“准官僚”逐渐掌握了权谋术和厚黑学,成为“人上人”。而在美国的中小学里,从来就没有“班干部”这一说法。每个学生都是独立、自主、平等的生命个体,每个学生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的界定。诸如收发作业、记录考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大家轮流来分担。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它从来不会由某人固定地占据和享有。在学校里,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管人”、“人压迫人”、“人监督人”、“人讨好人”、“人嫉妒人”,而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伸展,每一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呵护。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从小就被根植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这一价值观就会像一棵树一样逐渐壮大和茂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也就成为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和促进力量。
   然而,中国的孩子们却都是“班干部”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从小就呼吸着有毒的空气,他们从小就被纳入看不见的权力体系之中。后来,他们自己也参与到散布这种有毒空气的行动里去——当“官”的孩子颐指气使,当“老百姓”的孩子则忍气吞声。小时候是如此,长大了以后自然也如此,而且会变本加厉。这是一种怎样的恶性循环啊。
   官僚社群的恶习弥漫在校园里:今天的小学生们,完全可以充当成熟的演员,演出一幕幕昔日只有大人才会操作的“官场现形记”。看看电视屏幕吧,八九岁的小学生也会流畅地对着话筒说“欢庆香港回归”、“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党的政策就是好”之类的“官话”。他们用一种拖腔拖调的童音——也就是“大人们”所假想的孩子“应当”的说话方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孩子是这样说话的——言说着两种早已凝固的、模式化的话语,一种是“人民日报社论话语”,另一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话语”。说这两种话语的时候,孩子们都是一脸严肃认真、义正词严的神情。他们提前长大了。虽然他们的内心并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香港”、什么是“奥运会”,但他们却明确地知道:说这些话一定能够得到大人的鼓励和奖赏。大人们教孩子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大人们以为自己控制了小孩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揣摩大人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们也在利用着大人,这是一种透骨的世故。在成人与孩子的“互相利用”中,我们的社会丧失了最后的一点耻辱感。
   当年,鲁迅呼吁“救救孩子”;但是,我却认为,在“救救孩子”之前必须先“救救大人”。因为戕害孩子的恰恰是大人。如果大人们更新游戏规则和精神结构,那么“救救孩子”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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