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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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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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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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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温情”

   
   曾国藩的“温情”
   
   中央电视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播出一个多月以来,该剧却受到观众的冷遇,创下了最低的收视率。究其原因,除了剧情进展的拖沓和演员演技的低劣以外,更重要的还是编剧和导演没有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烟云。电视剧一会儿采取“阶级分析”的立场,一会儿又支持儒家“忠孝”的观念。一边大肆地美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因为洪杨代表着“进步”的农民阶级;另一边又着力打造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伟大形象,因为曾国藩是毛主席赞扬过的人物。如此“骑墙”的立场和如此陈旧的观念,使得整部电视连续剧弥漫着一股腐尸般的气味。
   在我看来,无论是起义的太平天国军队,还是以曾国藩湘军为核心的“平暴力量”,都是残害老百姓的刽子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千百年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长毛”来了,拉男人去当炮灰,拉女子去奸淫;湘军来了,同样是拉男人去当炮灰,拉女子去奸淫。洪秀全不会爱惜百姓的生命,曾国藩也不会爱惜百姓的生命,虽然他们是对立的双方,但是在建立或者维护专制制度上他们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老百姓从来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使是今天拍摄电视连续剧的导演和编剧们,也不过是把数以万计的“群众演员”当作战场上营造浩大阵容的工具罢了。

   我在《太平天国》中看到了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情节:当六弟曾国华战死之后,曾国藩哀痛得几天吃不下饭。陈玉成致信曾国藩,要求只带一名随从会面,在会面时交还包括曾国华在内的三名清军将领的尸首。曾国藩本着对兄弟的爱和对朝廷的忠,不顾手下的劝阻,毅然赴约,实践了蔡锷所编《曾胡治兵语录》中的名言——“‘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这不正是伟大领袖所赞赏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吗?电视剧反复渲染曾国藩失去兄弟的痛苦和单刀赴会的勇敢,仿佛这样一来,人物的形象就丰满了、有血有肉了、立体化了。不可一世的湘军领袖也是人嘛!但是,我个人认为,曾国藩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极其虚假的“温情”: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只会为自己亲人的死亡而悲痛,却丝毫不顾及两军对垒时沙场上战死的千万名士兵,以及被他的军队血腥屠杀的普通老百姓。电视剧一味关注和凸现前者,故意掩盖和漠视后者,正说明编剧和导演缺乏基本的人文主义的素质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他们虽然生活在现代,但灵魂却深陷在古代专制主义的泥沼之中。
   前几年,唐浩明所著厚厚三卷本的《曾国藩》风靡大江南北。就文学成就而言,虽然《曾国藩》尚不能与高阳这样的历史小说大手笔相比,但在国内的历史小说中显然是鹤立鸡群。但是,该书走红的更大原因,乃是因为其主人公是曾国藩(后来,唐浩明所著之《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书,虽然在艺术上有所进步,但发行量却无法与《曾国藩》相比)。由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人和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阶层和政治人物的人生取向。因此,要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可不了解曾国藩——曾国藩可谓是一把“钥匙”。
   老诗人流沙河写过《可怕的曾国藩》一文,他以自己当了几十年“牛鬼蛇神”的丰富阅历,看透了这个“中兴名臣”的种种“可怕”之处。在所谓的“温情”背后,是刀锋一样的惨刻严酷;在浩然的正气背后,是狗一样的奴颜卑骨。曾国藩属于那种“厚黑”到了“无形”境界的家伙,天天念叨着“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之类的“真理”,而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连他的弟弟曾国荃也琢磨不透——曾国荃有时不禁感叹说,这个活生生的“圣人”难道真的是我的亲哥哥吗?易宗夔《新世说》中有“曾国藩气量宏大”一条:“曾涤生未达时,读书岳麓书院,与某生同居。某生性褊躁,其书案距窗可数尺。公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头之光,全为汝遮矣。’公曰:‘然则令我置之何处?’某指床侧曰:‘可置此。’公如其言。中夜读书,某又怒曰:‘平日不读书,此时乃扰人清睡。’公为之低声默诵。后治军,从容谈笑,有雅歌投壶气概,日必围棋一局。前敌交绥,或遇小挫,亦无太息咨嗟之状。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对此,流沙河评述说:“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恨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从王莽、刘备到曾国藩,中国文化盛产这类“圣徒”般的“奸雄”。当虚伪成了一种日常状态的时候,伪善者也就享有了圣人的名声。
   虽然曾国藩对儒学理论的发展没有作出太大的贡献,但他“活出了儒家的真精神”来。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首先是无条件地捍卫专制秩序,忠心耿耿地将自己当作专制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流沙河穷形尽相地描述道:“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地最高领袖道光皇帝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种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意骑马雍容,真龙钟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不可怕?”中国数千年的帝制一直没有中断,其重要的支撑力量就是曾国藩之类的儒生。他们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皇帝的得失为得失,偶尔也写两首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那也是为了巩固帝国的权柄,“稳定”永远压倒一切。
   其次,他们在争夺权力和镇压反抗等方面,却表现得比野兽还要野蛮和凶狠。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师”,天生就会“变脸”的绝招,根本不用再向川剧演员学习。同是易宗夔之《新世说》中有“曾国藩智斩叛将”一则,记述道:“曾涤生治军时,午膳后,必邀幕客围棋一局。一日,忽有告密者,谓某统领将叛矣。其人即某统领之部下也。公怒曰:‘汝诬上官反,罪当死!’命斩以循,著棋如故。顷之,某统领来谢,公召之入,某顿首曰:‘幸公知我,否则殆矣。’公变色,命左右立斩之。幕友皆谏,谓:‘某果叛,则告密者不宜斩;既知其诬而斩矣,何又斩某统领乎?’公笑曰:‘非汝辈所知也。’亟命斩讫,谓幕僚曰:‘告密之言确也。然非斩告密者,某统领且立叛,故诱其来而斩之。’盖某统领本捻匪投诚者。此举虽过于残忍,然悟事之敏捷,亦有足多者。”连基本倾向是赞赏曾国藩的记述者易宗夔,也叹息“此举过于残忍”。可见,在中国要成就“大事”,必须先将自己锻炼成没有爱心、残酷无比、翻云覆雨的人物。他人的生命在曾国藩那里轻如鸿毛,人仅仅是他的计谋中的一个环节罢了。人是手段而非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邪恶的地方。
   读完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流沙河感慨万分地说:“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诸多政治人物(包括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表示“独服曾文正公”。不管他们口头上宣扬何种涂抹上现代油彩的主义,他们的政治方略和生命形态都深深地打上了曾国藩的烙印。美国学者孔令飞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指出:“曾国藩和他的圈子受到了一种强调自我修养及社会活动论的有活力的清教主义的激励。”这正是后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曾国藩痴迷的主要原因。曾国藩堂前杀俘虏,堂后读《论语》,两者可以融为一体。近代以来的若干政治人物也一样——他们的权谋与刻毒,他们口头上的爱民如子与骨子里的视人命如草芥,显然都是继承了曾国藩式的伪善。电视剧大力吹捧曾国藩的谋略,却对其假道学和残忍的一面毫无涉及,其思路与二十世纪那些身体生活在现代、思维却停滞在古代的政治领袖是一致的。曾国藩曾经大谈:“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但湘军所到之处,与太平军一样荼毒百姓、杀戮不止、血流成河。无论曾国藩如何“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宣称自己“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但百姓们眼睛却是雪亮的。百姓们也许连大字也不认识一个,他们却能认清这名儒学大师的真面目。老百姓给曾国藩起了个极其生动的外号——“曾剃头”。也就是说,曾国藩屠杀的老百姓就像剃头匠剃掉的头发一样多。
   电视剧的编导们基本上都是一些不读书的、也没有任何价值坚守的文人,他们异想天开地塑造了一个“人情味”的曾国藩,并且还因此洋洋得意。电视剧将最没有人性的人打扮成最有人性的人,其后果将是严重的。大陆的许多年轻人抱着翻译成白话的曾国藩的文字阅读,学习他的工于心计和道貌岸然,模仿他那比海还要深的城府和比冰还要冷的心灵,以之来应付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他们也许会成功,但他们丧失的将是做人的尊严、生活的幸福和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纽带——“爱”。以泯灭人性和残害生命为代价获得“成功”,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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