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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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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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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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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是一位勒紧裤腰带的总理。虽然掌握着仅次于美、日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的政经大权,但他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三次离婚使他“元气大伤”,二十多万欧元的年薪本来就只能相当于德国一个中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在支付完给前妻的补偿费之后更是所剩无几。因此,施罗德的生活水准也只好大打折扣。作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中产阶级都在享受着高档次的生活:住豪华别墅、开奔驰轿车、乘坐头等舱飞机……这一切对于施罗德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德国政府专门为总理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施罗德却无法享受——每月一千四百八十英镑的租金、加之来回交通费,令他望而却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施罗德与妻子多丽丝住在一套极其普通的公寓中,离总理办公室只有二十步之遥。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如果继女来这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屋。公寓虽小,可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租金并不便宜——每月租金三百六十六英镑。房东并没有因为房客贵为总理,就放弃了漫天要价的权利;而施罗德也并没有因为维护总理的面子,就放弃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几经周折双方才成交。最近,施罗德夫妇又搬到了汉诺威的一套三人间的公寓里。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些,所以房间虽然大了一点,月租金却减少到了三百二十八英镑。
   为了省钱,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还选择二等车厢。有时,他干脆就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车。施罗德一家人周末出游大多是自己开车。德国政府给他配的高级防弹车不是其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他显然不愿支付这笔高昂的费用,便弃而不用。于是,每当周末的时候,柏林人常常在郊区遇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场景:一辆破旧的大众车在前面开着,开车的是总理施罗德;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轿车,里面坐满了保镖。

   施罗德每周只雇得起一次清洁工,而现任妻子、堂堂总理夫人多丽丝不得不亲自买菜、下厨、熨烫衣服。施罗德说:“我不会嫉妒那些过豪华生活的人。”当年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几乎都比他过得惬意,没有谁羡慕他这个穷总理。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即使贵为总理,也不过就是“首席公务员”而已,这一职务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和财富。如果真的由国家公职而带来了“不义之财”,那么这位政治人物的前途立即就会毁于一旦。前车之鉴是德国前总理科尔——科尔担任德国总理十余年之久,并为两德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因为一笔几十万马克来历不明的竞选经费而闹得灰头土脸、千夫所指。科尔不敢责怪人民的“无情无义”,而是乖乖地在电视镜头面前像小学生一样向公众坦白事情的经过。垂老的科尔说这番话的时候,比当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针锋相对的谈话还要艰难。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被施罗德解除职务的国防部长沙尔平。因为收取了公关公司十多万欧元的“顾问费”,一夜之间沙尔平便毁掉了辉煌的政治前程。最近还有几名德国政坛的要人,如柏林市长、绿党主席等人,被媒体揭露出将公务航程的积分换取的免费机票使用于个人私事,他们被迫认错和辞职。看来,德国媒体和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在如此背景下,施罗德还敢有非分之想吗?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清贫生活——我“穷”故我“在”。但是,施罗德也告诉媒体说,自己也在考虑业余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而且全都通过合法的途径,比如撰写回忆录等。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向往奢华、富裕的生活,这也无可指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我也相信人是利益的动物,人之一生,大半的时间和精力都在权衡利益得失。这样说,未免让我们感到沮丧,但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处境。施罗德选择过清贫、朴素的生活,大概并非出于他的本性——本性就喜欢过清贫和朴素生活、“安贫乐道”的是极少数人,比如像甘地这样的圣徒和像梭罗这样的文学大师。那么,施罗德为什么要放弃发财的机会而忍受“陋室破车”呢?因为他通过利益权衡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贪污十万几十万,导致了身败名裂,将来可能就要损失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收入。于是,在担任公职期间,他宁可过几年苦日子。
   正如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人类社会消除腐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靠道德自觉,也就是依靠掌权者的洁身自好来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无异于寄希望于可遇不可求之人、之事。如果以此来作为防止腐败的主要手段,腐败不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反而可能更加泛滥。当良心无法战胜私欲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法律和舆论环境来制止这种局面,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只能是遍地的腐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国也出现无数个“施罗德”和“海瑞”式的“清官”。学者林达说过,美国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总统是靠不住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德国人也认为“总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有限政府”中担任“第一公务员”的施罗德,选择了清贫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也相信,同样一个施罗德,假如在一个“无限政府”中充当万能的“独裁者”,他立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穷奢极欲的暴君。
   因此,唯一有效的防止腐败的方法是:对权力加以制度的约束,并把这种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作法用制度固定下来。只有法律和舆论的结合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潘恩在《常识》中说:“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作用。”生活在一个法治完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施罗德哪里敢开着公家的高级轿车去度假、布什哪里敢坐着空军一号去郊游呢?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会毫不含糊,不该享受的权利他们绝对不敢伸手去抓。什么是该享受的权利、什么是不该享受的权利,法律条文都有极其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同时,新闻记者和所有的公众都在张着大眼睛看着呢。相反,如果是在一个“无限政府”的国家里,“政府”与“国家”被混淆起来,皇帝、国王、教主、或者某一政党的首领即是“政府”和“国家”的化身,正如法国国王路易所云:“朕即国家”,也正如中国古语说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在这样的国家里,能够找到一个施罗德式的领袖吗?
   与其用道德感召、宣传教化的办法来实现反腐、缔造清官,不如从法律制定和新闻监督入手来奠定民主宪政的根基。施罗德的朴素生活诞生于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个施罗德就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为什么德国总理施罗德只能居住在一套普通公寓里,而中国湖北贫困地区丹江口市的市委书记却张二江能够长期包租豪华宾馆并且狭妓赌博呢?探讨他们道德的优劣毫无意义,更为关键的是有没有制度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和保障。当然,这套制度包括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真实的选举权、监督权和批评权,公民的言论应当是充分自由的,并且不会因为自由表达而导致任何打击和迫害。我想起了殷海光在《是什么,就说什么》中说过的一段话:“政府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盖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该法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施罗德”的期盼中,那么“施罗德”永远不会诞生在中国;如果我们依然用“媒体动员”的方式来灌输“忆苦思甜”的品格,那么施罗德的清贫生活永远被大家视作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而张二江之流的“帝王生涯”则永远被大家趋之若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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