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余杰文集
*
*
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是一位勒紧裤腰带的总理。虽然掌握着仅次于美、日的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德国的政经大权,但他本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三次离婚使他“元气大伤”,二十多万欧元的年薪本来就只能相当于德国一个中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收入,在支付完给前妻的补偿费之后更是所剩无几。因此,施罗德的生活水准也只好大打折扣。作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众多的德国中产阶级都在享受着高档次的生活:住豪华别墅、开奔驰轿车、乘坐头等舱飞机……这一切对于施罗德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德国政府专门为总理在柏林区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施罗德却无法享受——每月一千四百八十英镑的租金、加之来回交通费,令他望而却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施罗德与妻子多丽丝住在一套极其普通的公寓中,离总理办公室只有二十步之遥。公寓里只有一个卧室、没有窗户的浴室、小小的厨房和餐厅。如果继女来这里度周末,施罗德夫妇的双人床边就要多一个露营床,三人睡一屋。公寓虽小,可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租金并不便宜——每月租金三百六十六英镑。房东并没有因为房客贵为总理,就放弃了漫天要价的权利;而施罗德也并没有因为维护总理的面子,就放弃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几经周折双方才成交。最近,施罗德夫妇又搬到了汉诺威的一套三人间的公寓里。这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些,所以房间虽然大了一点,月租金却减少到了三百二十八英镑。
   为了省钱,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还选择二等车厢。有时,他干脆就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车。施罗德一家人周末出游大多是自己开车。德国政府给他配的高级防弹车不是其个人财产,如果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他显然不愿支付这笔高昂的费用,便弃而不用。于是,每当周末的时候,柏林人常常在郊区遇到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场景:一辆破旧的大众车在前面开着,开车的是总理施罗德;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轿车,里面坐满了保镖。

   施罗德每周只雇得起一次清洁工,而现任妻子、堂堂总理夫人多丽丝不得不亲自买菜、下厨、熨烫衣服。施罗德说:“我不会嫉妒那些过豪华生活的人。”当年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几乎都比他过得惬意,没有谁羡慕他这个穷总理。在普通德国人看来,即使贵为总理,也不过就是“首席公务员”而已,这一职务并不能带来多大的荣耀和财富。如果真的由国家公职而带来了“不义之财”,那么这位政治人物的前途立即就会毁于一旦。前车之鉴是德国前总理科尔——科尔担任德国总理十余年之久,并为两德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因为一笔几十万马克来历不明的竞选经费而闹得灰头土脸、千夫所指。科尔不敢责怪人民的“无情无义”,而是乖乖地在电视镜头面前像小学生一样向公众坦白事情的经过。垂老的科尔说这番话的时候,比当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针锋相对的谈话还要艰难。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刚刚被施罗德解除职务的国防部长沙尔平。因为收取了公关公司十多万欧元的“顾问费”,一夜之间沙尔平便毁掉了辉煌的政治前程。最近还有几名德国政坛的要人,如柏林市长、绿党主席等人,被媒体揭露出将公务航程的积分换取的免费机票使用于个人私事,他们被迫认错和辞职。看来,德国媒体和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在如此背景下,施罗德还敢有非分之想吗?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清贫生活——我“穷”故我“在”。但是,施罗德也告诉媒体说,自己也在考虑业余多挣点钱补贴家用,而且全都通过合法的途径,比如撰写回忆录等。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向往奢华、富裕的生活,这也无可指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我也相信人是利益的动物,人之一生,大半的时间和精力都在权衡利益得失。这样说,未免让我们感到沮丧,但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处境。施罗德选择过清贫、朴素的生活,大概并非出于他的本性——本性就喜欢过清贫和朴素生活、“安贫乐道”的是极少数人,比如像甘地这样的圣徒和像梭罗这样的文学大师。那么,施罗德为什么要放弃发财的机会而忍受“陋室破车”呢?因为他通过利益权衡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贪污十万几十万,导致了身败名裂,将来可能就要损失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收入。于是,在担任公职期间,他宁可过几年苦日子。
   正如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人类社会消除腐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靠道德自觉,也就是依靠掌权者的洁身自好来廉洁自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无异于寄希望于可遇不可求之人、之事。如果以此来作为防止腐败的主要手段,腐败不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防范,反而可能更加泛滥。当良心无法战胜私欲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在的制度、法律和舆论环境来制止这种局面,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只能是遍地的腐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国也出现无数个“施罗德”和“海瑞”式的“清官”。学者林达说过,美国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总统是靠不住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德国人也认为“总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有限政府”中担任“第一公务员”的施罗德,选择了清贫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也相信,同样一个施罗德,假如在一个“无限政府”中充当万能的“独裁者”,他立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为穷奢极欲的暴君。
   因此,唯一有效的防止腐败的方法是:对权力加以制度的约束,并把这种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作法用制度固定下来。只有法律和舆论的结合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潘恩在《常识》中说:“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作用。”生活在一个法治完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施罗德哪里敢开着公家的高级轿车去度假、布什哪里敢坐着空军一号去郊游呢?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会毫不含糊,不该享受的权利他们绝对不敢伸手去抓。什么是该享受的权利、什么是不该享受的权利,法律条文都有极其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同时,新闻记者和所有的公众都在张着大眼睛看着呢。相反,如果是在一个“无限政府”的国家里,“政府”与“国家”被混淆起来,皇帝、国王、教主、或者某一政党的首领即是“政府”和“国家”的化身,正如法国国王路易所云:“朕即国家”,也正如中国古语说云:“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在这样的国家里,能够找到一个施罗德式的领袖吗?
   与其用道德感召、宣传教化的办法来实现反腐、缔造清官,不如从法律制定和新闻监督入手来奠定民主宪政的根基。施罗德的朴素生活诞生于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个施罗德就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为什么德国总理施罗德只能居住在一套普通公寓里,而中国湖北贫困地区丹江口市的市委书记却张二江能够长期包租豪华宾馆并且狭妓赌博呢?探讨他们道德的优劣毫无意义,更为关键的是有没有制度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和保障。当然,这套制度包括让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真实的选举权、监督权和批评权,公民的言论应当是充分自由的,并且不会因为自由表达而导致任何打击和迫害。我想起了殷海光在《是什么,就说什么》中说过的一段话:“政府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盖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该法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施罗德”的期盼中,那么“施罗德”永远不会诞生在中国;如果我们依然用“媒体动员”的方式来灌输“忆苦思甜”的品格,那么施罗德的清贫生活永远被大家视作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而张二江之流的“帝王生涯”则永远被大家趋之若骛。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