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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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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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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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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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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前几天看了中央电视台倪萍大妈主持的“聊天”节目,嘉宾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倪萍大妈以她那惯有的、声泪俱下的煽情方式,赞扬周海婴“继承了鲁迅的品质和骨气”,弄得在场的人个个都热泪盈眶。听了这话,我倒是有些疑惑:首先,我不知道海婴究竟在什么地方体现出了他父亲的品质和骨气?其次,我又想:鲁迅是鲁迅,海婴是海婴,为什么我们非得要求海婴继承父亲的品质和骨气?这不又是另一种版本的“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吗?
   在电视节目中,周海婴努力地回忆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细节,但他只能说得含含糊糊、期期艾艾。因为鲁迅去世的时候他只有五六岁,对于父亲仅存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不可能像那些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学者,能够生动地描述出鲁迅的音容笑貌来。见到鲁迅的时候还是学生的日本学者长尾景和,有一段描写鲁迅一家生活的文字,比海婴的讲述更加细腻生动:长尾到鲁迅家做客,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走到他身边。鲁迅对客人说:“这是我的小孩。”长尾立即将他抱起,问他叫什么名字,鲁迅代孩子回答说叫海婴。长尾说:“海里边的樱花,这真是一个漂亮的名字。”鲁迅说:“不,是取在上海生的婴儿的意思。”这个孩子用小手指着旁边的椅子,长尾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鲁迅说:“他告诉我,这把椅子上有颗钉子露出来了。”长尾一看,果然露出一个芝麻粒大小的钉子尖。孩子的聪明伶俐,让他惊奇不已。鲁迅却说:“我因为这孩子的神经太过敏,所以有点担心。他睡觉时,身旁稍稍有些动静,马上就会醒来。”后来,鲁迅思索一阵后说:“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这样的细节,海婴是无法回忆起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他如此。

   这期的电视节目整体上做得平淡如水。不过,周海婴的一段叙述让我感慨万千。他说,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在青年时代就被迫承受了许多同龄人不用承受的压力。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他在宿舍里与室友打扑克,立刻就有人向校方汇报。于是,由校方高层领导委托老师来找他谈话,告诫他说:“你是鲁迅的儿子,怎么能够打扑克呢?”鲁迅生前曾经否定“天才论”,对记者说过:“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了读书写作上。”于是,作为鲁迅的儿子,自然被要求向父亲看齐,要比同龄人更加“严于律己”。咖啡不能喝,扑克更不能打。
   这是一种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支配的荒唐思路。对于周海婴来说,究竟是做“鲁迅的儿子”重要,还是做“周海婴”自己重要?从他出生以后,似乎都没有人尊重过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的“周海婴”的自由、个性和意志。一旦提起“周海婴”来,大家立刻就联想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辈子都生活在鲁迅的阴影之下,我猜想,他的心情定然颇为寂寥和空虚。周海婴的儿子、也就是鲁迅长孙周令飞选择学习美术,后来东渡日本、远赴台湾,在海外度过了十多年的青春岁月,大概也是想躲避祖父这棵无从躲避的“大树”吧。
   周海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出席各种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和会议、以及撰写回忆鲁迅的文字。让我惊讶的是,在诸多对鲁迅的阐释中,周海婴对鲁迅的阐释离鲁迅最远。他致力于替父亲“填补漏洞”——然而,这样的工作纯粹是“无用功”。鲁迅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历史中间物”而已。他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闪光点。被推上神坛的鲁迅,已经跟鲁迅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近年来,周海婴又忙于打官司、打种种与鲁迅有关的大小官司:追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的稿费、状告“鲁迅学校”的侵权行为等等。他声称,官司胜利之后获得的巨额赔偿自己将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他还声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父亲。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与其浪费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在关于“鲁迅”的琐事上,他为什么不专注于自己喜欢的无线电事业、踏踏实实地做点研究和贡献呢?假如鲁迅在世的话,大约是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捍卫”自己的。作为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当然是希望儿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之路,即“活出你自己来”。
   多次为鲁迅治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回忆文章《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因为海婴是腺病性的体质,患着喘息病,很是担心。遇到海婴发热或下痢的时候,他常常亲自给儿子检查体温,敷解热药和吩咐孩子注意饮食等事情。须藤五百三感慨说:“为了儿子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竭尽了他作为亲者的慈爱的心力了。”鲁迅对海婴的体质和教育无刻不在脑里思量着,他曾经多次对朋友说:“海婴生来就是孱弱和体质不好,很有点不妥。要是他的头脑属于中等以上的话,我倒很想教他在学问上得点成果,不然的话,我觉得教他从职业方面找出路比较妥当。要是体格又弱,头脑又不聪明的话,就打算教他充一员适当的职工。”看来,真是“知子莫若父”。鲁迅从来就没有期望海婴成为“鲁迅第二”——与其说这是一种期望,不如说这是一种“独裁”。家庭中的独裁,放大到社会上就成为政治上的独裁,一生为母爱所累的鲁迅对此当然是深有体认。因此,鲁迅特意留下了一份给海婴的遗嘱。他在遗嘱说,忘了我,好好生活。在我看来,所谓“生活”,不仅是他希望作为妻子的年轻的许广平应当去寻找新的爱情、用新的爱情而不是对自己的怀念来支撑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同时,也是希望作为儿子的海婴不要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应当独立自主地去寻求属于自己的一片广阔天地。然而,无论是许广平还是周海婴,都没有读懂鲁迅的遗嘱。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海婴的所作所为一直与父亲的遗嘱背道而驰。
   我发现,许多“名人之妻”和“名人之后”,无端地“享有”着他们的丈夫、父母或者祖父祖母。他们自己庸庸碌碌甚至一无是处,却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的“出身”,抱上了一个谁也夺不走的金饭碗。前几年,就出现过周作人的后人状告《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教授的怪事。几年前,因为钱理群在著作中对周氏在“五四”时代的文学和思想成就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就被某些爱扣帽子的批评家指责为“给汉奸翻案”。让钱理群更加没有想到的情况是,周作人的后人们接着对他施展了釜底抽薪的一招——周氏的家属企图垄断史料,不仅没有对研究者的工作表示起码的敬意,却状告研究者“侵犯隐私”。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想获得金钱。然而,在周作人悲惨的晚年,家人们却很少给他温暖和关怀。
   与之相似,杨绛也生活在对钱钟书的颂扬和捍卫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姜明德先生对《围城》展开的“汇校”工作,不仅没有得到她的支持,反而被推上法庭。杨绛还嘲讽说:“现代文学根本就没有校勘的必要。”一句话就轻率地取消了一个学科的价值、取消了千百个学者艰苦工作的意义。而杨绛的用意,无非是维护钱钟书的“伟大”而已。
   我们要小心了,千万不要在“名人”与“名人之后”之间划等号。
   我们要小心了,千万不要把对父母的敬仰倾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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