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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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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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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芦苇

   
   风中芦苇
   
   每当在河滩上看见那片在夕阳下摇曳的芦苇,我便想起了奶奶、外婆以及千千万万乡村妇女。她们以及她们朝夕相伴的灶台、猪圈、牛棚和庄稼地,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这里没有诗意,只有汗水与皱纹;这里没有画境,只有炊烟与猪草。磨盘是祖上传下来的,永远这么旋转着,直到青丝变白发;老牛是当年的嫁妆,与主人一起耕耘着,见证了每一个白昼与黑夜。每次回乡,奶奶和外婆都在变老,又好像没有变老,跟我梦中她们的容貌一模一样。我对这个古老国度的敬意,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我对苦难生活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们。没有她们,也就没有“我们”。帝国辉煌的宫廷与我无关,我却知道她们眼中的泪水比海水还要苦涩、她们手上的老茧比黄金还要珍贵。《圣经》中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20)千百年来,她们如同风中的芦苇,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完成各自的献祭。
   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妇女问题的女学者高瞻撰写了一份极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的自杀比例是千分之零点二二,是美国的千分之零点一一的两倍,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千分之零点一六。在这个数字中,最大一部分的人群构成是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近期,同济医科大学也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者收集了湖北麻城地区数百起农村妇女自杀的案例,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虽然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妇女所承受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并没有明显的缓解。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许多妇女依然被当作男性发泄性欲对象和家族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乡规民约”,无论是婚恋过程还是家庭生活,都存在着对女性的严重歧视和压迫。

   数字是干瘪而苍白的。然而,我却在数字背后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既鲜活顽强又脆弱无助的生命。从艾青诗歌《大堰河》的主人公到路遥笔下那些被欺骗的女孩,从沈从文小说里当童养媳的萧萧到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她们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妻子、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奶奶和外婆,她们是原野上、河滩里、山谷中那些被风暴摧抑的芦苇。千百年来,她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没有人关心她们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全,她们的命运像脚下的泥土一样卑贱。她们是被砌在金字塔最底层的砖头,她们的呻吟和喘息究竟被多少人听到了呢?
   四川著名纪录片导演梁碧波拍摄过一部名叫《二娘》片子。和中国西南部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四川省宜宾县三合场的邓二娘,每年春天都要做几十筐大头菜,装在坛子里全家人吃一年。大多数时候,这种大头菜就是他们全家唯一的菜肴。邓二娘是一位五十八岁的农村妇女,她丈夫和三个儿子都是残疾人,病重的瘫痪在床上,病轻的也不能干活。二娘一个人既要种田养活全家,又要挣钱买药为丈夫和孩子治病。每天没有一刻能够休息。十六年以来,她的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她坚强地活着,因为她知道,一旦自己出了三长两短,丈夫和儿子们将陷入黑暗的深渊之中。像邓二娘这样的农村妇女并非“特例”。上山打柴,她得走数十里的山路。巨大的背篓里,柴禾一点点地增加着。最后,柴禾溢出背篓不止一倍,全部都用绳索捆绑结实。上肩的时候,她蹲在地上,由旁边一位同行的妇女帮她将背篓抬起来。终于,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背着是她本人体积两三倍的柴禾,身体里发出野兽般的喘息声。当我看到影片中的这一幕时,不禁想起了忙碌的蚂蚁,蚂蚁能扛起自己体重数十倍重量的物体。其实,在广袤无垠的乡村里,成千上万的妇女就是一只只卑微而坚韧的蚂蚁。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没有像邓二娘这样选择活着,而是走向了死亡。她们以某种绝决的方式离开了这个冷冰冰的世界。为什么她们要选择死亡呢——在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人生观的中国?对此,学者高瞻有如下几点看法:首先,农村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她们受到的欺负和压迫最多——她们的肩上背负着政权、家族、丈夫乃至传统意识、舆论氛围所施加的种种压力。虽然“翻身做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在许多地方,宗法家庭制仍然严密地控制着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在生育问题上,农村妇女被夹在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乡村重男轻女、生儿养老的传统观念中间。她们生了女儿会受到夫家的蔑视和虐待,一旦被迫超生又将受到国家政策的严厉惩罚。很多妇女就是因为没有生男孩,无法忍受男家恶劣的待遇,最后毅然走上绝路。
   其次,中国的农村妇女受教育最少。在内地,女孩有初中文化程度就不错了。在某些特别贫困的地区,连小学教育都无法完成。中国的两亿多文盲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农村妇女。仅云南省的一份人口抽样调查就显示,全省文盲、半文盲率达百分之二十四,其中男性为百分之十五,女性为百分之三十三,女性的比例比男性高出一倍多。这还是全省城乡的平均数据,如果仅仅统计乡村,相信女性文盲的比例更高。因为受教育少,在受到虐待之后,妇女往往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作为文盲的她们,自然也是法盲)。当痛苦太大、大到无法承受时,就选择自杀来摆脱痛苦。
   第三,农村妇女受到的社会、法律和医疗等方面的保护最少。近二十年来,城市与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部分村妇女生活在社会、法律和医疗保障达不到的地方。她们身体的病痛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她们的社会接触面又非常狭窄,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交圈子。如果有了问题,想不开了,没地方发泄,没有人倾诉,就很容易想到死。
   当都市里“新新人类”的女孩子在酒吧里醉生梦死的时候,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女权主义”是否已经过度了?然而,在农村,人们还不知道“女权主义”为何物呢。由世界银行资助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调查指出,生活在乡村的妇女,在社会传统、文化传统和经济上都依赖于男人。妇女还是性犯罪的牺牲品,对妇女施行暴力既是男人对自己支配地位的极端表达,也是“一种最难以解决的对妇女权利的侵犯”。在中国西南、西北的贫困乡村,许多妇女受到家人的虐待,不仅健康受到损害,而且心理也饱受折磨。遭受暴力的妇女们普遍感到困惑、孤独和绝望,便以自杀来寻求解脱。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爱”是最为匮乏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经用“失踪的妇女”的概念来指称“世界上很多地方妇女过高的死亡率和人为的低生存率这一可怕的现象”。他写道:“这是一个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赤裸裸的、非常明显可见的事实,虽然它经常以比较模糊不清和不那么可怕的形式表现自己,但是撇开其残酷性不谈,仅仅是人为的妇女高死亡率就反映了对妇女的一项重要的可行能力的剥夺。”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失踪的妇女”群体,正如森所估计的那样:“仅中国一个国家,根据欧洲或美国的比率计算出来的‘失踪的妇女’,就在五千万人以上。”过去,中国政府的某些官员认为:公布比世界平均数字高的自杀率,是一件丢脸的事;讨论农村妇女的现状,也不利于“正面展示”农村的进步。长期以来,这个问题都被“捂”起来,以至越“捂”越严重。农村妇女真实的生存状况,也长期处于学者的视野之外。今天,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然而,我们有没有可能为那些被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的女性做点什么呢?比如,开办学校和速成班,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开展法律教育,增强她们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扩大医疗保障体系,让她们也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对她们进行各种实用技术的培训;对她们身边的男性进行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尊重和关爱女性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可以说,每一件工作都迫在眉睫。早一天开始,也许就可以挽救若干妇女的生命,也许就能够给许多妇女带来幸福生活。
   一个摧残母亲的民族肯定是一个缺乏尊严的民族,一个虐待妻子的民族肯定是一个不懂得什么叫“爱”的民族,一个不会呵护女儿的民族也肯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我们能以之为自豪吗?那么,我们自豪感的根基又建立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只知道讴歌抽象的“母亲”——诸如“祖国”、“党派”之类的“大词”,却漠视身边无数活生生的“母亲”的悲惨命运,我们的讴歌岂不虚伪和造作?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关心社会的“底层”,却忽略真正的最底层——农村妇女的处境,我们的宣言岂不是自欺欺人和掩耳盗铃?然而,时至今日,某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们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心安理得。
   小时候背诵黄花冈起义烈士林觉民给妻子的信,信中引用了两句古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两句话让我深受感动,但林觉民偏偏忘记了说另外一句话:如果你挚爱自己的妻子、挚爱自己的母亲、挚爱自己的女儿;那么,你也关爱天下人的妻子、天下人的母亲、天下人的女儿吧,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困苦的农村里的妻子、母亲与女儿们。她们,奔波在东去打工的路途中;她们,劳碌在烟熏火燎的灶台上;她们,在风雪中像芦苇一样把腰弯到九十度。
   让我们向她们伸出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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