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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速写


   地铁速写
   寂寞歌手

   住在北京东边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都出入永安里地铁站。这是所谓“中央商务区”中一个普通地铁站,它的西边是地铁一号线、二号线的中转站建国门站,它的东边则是“中央商务区”的核心站国贸站。与左右两个流量巨大的站口相比,永安里这一站显得冷清而落寞。
   这一站却有一道独特的风景——无论落雪的冬天,还是艳阳的夏天,在出口的阶梯上都坐着一个长发的少年。这个英俊的少年抱着一把旧吉他,坐在地上忘情地自弹自唱。冬天,他裹着红色的羽绒服;夏天,他套着黑色的短衫。两年了,他一直盘腿坐在那里,唱着几首不知名的歌曲,听不出歌词是怎么写的,那忧郁而又有点浪漫的调子,却让我日渐熟悉。
   少年的黑发遮住了他半边的脸,他的眼睛纯净得像一池秋水。地铁口外边是贵友商场,再往前走是更为豪华的赛特商场,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堆满了富人们的宝马香车、鬓香丽影。然而,少年的心是宁静的,像一潭古代的水。他对周围的一切全都视而不见。在他的眼中,北京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我想,他看北京,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对莫斯科的感叹那样——“这不像一座城市,这完全是一幅风景画……”
   他的脚边放着一个小铝盒子。他从来不去看里面有没有钱。我好几次想在里面放一点零钱,但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却正是他唱得最酣畅淋漓的时候,我便“望而却步”了。我怕打扰他。我从他那发自内心的歌声中,听出了苍凉,听出了真实,也听出了对音乐、对艺术的无限热爱——这一切,在电视屏幕和歌星的演唱会上,已经久违了。
   有一天,我远远地就准备了一张十元的人民币,捏在手心里都捏出了汗水。我猛地将钱扔到盒子里,然后拔腿就跑,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一样。我与他一样,都是羞怯的人。
   后来,每次出站口的时候,我都会与这位少年歌手的目光交接一次。如果有买地铁票找回来的零钱,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放到他面前的小纸盒子里。他忧伤,他也快乐,他寂寞,他也充实。在这个庞大得如同迷宫的城市里,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却把整个城市都当作自己的家。我猜想,他一定有一个伤心的往事,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恋人。他需要漂泊在遥远的地方,养好昔日那个深深的伤口。我猜想,在最后一班地铁开走之后,他会缓缓地走上阶梯,走上灯火渐次熄灭的街道。他会仰望这片没有星星的天空吗?
   有一天,当我从地铁口出来时,突然发现这位寂寞的歌手消失了。我想,他也许病了,他还会来的。然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真的很后悔没有跟他好好聊一聊。我们相遇,我们分别,我们依旧陌生。我又想,他肯定是会消失的。这个熙来攘往的地铁站口,仅仅是他暂时的栖息地;这种漂泊着的吟唱,也仅仅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
   我祝福他唱出更好听的歌来。
   我也期望着,许多年以后,在某一个地铁口里突然再次见到他。
   那时,我们都已经白发苍苍。
   回家的包裹
   北京的环线地铁各站中,最拥挤的恐怕是“北京站”了。所谓“北京站”,也就是“北京火车站”的简称。尤其是每年“春运”期间,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民工潮水般的从这里涌出,这是他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走出地铁站口,就是恐龙般庞大而丑陋的北京火车站,就是一列列即将驶出北京的火车,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贫寒却温馨。
   他们穿着棉衣和胶鞋,身上还带着艰辛的体力劳动过后汗水浓烈的气味,以及劣质香烟刺鼻的烟味。他们的衣服已经不太干净了,脸上的胡子也没有刮,因为温柔的妻子没有在身边,他们也没有闲暇和金钱让自己“干净”起来。判断他们的“身份”,更加明显的标志是:他们全都背着、扛着、提着大大小小一大堆的包裹。其中没有一个是豪华的皮箱,一般都是用一块分辨不出颜色来的布直接把行李包起来,或者是装得鼓鼓囊囊的、红白相间的编织袋,还有的干脆就是纸箱子。在地铁的车厢里,这些包裹所占据的位置,比他们主人还要大。平时车厢中间宽敞的走道,被这些行李堆得水泄不通。他们双手紧张地护卫着自己的包裹,那是一双双怎样的手啊——粗大的手指、裂开的指甲盖以及通红的冻疮。
   有的城里人一看到这些农村人和他们的包裹,立刻就躲得远远的。我就看见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孩掩着鼻子“逃”进另一节车厢。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存在着“上等人”和“下等人”的观念,甚至有这样的想法:这些脏兮兮的民工怎么会被允许坐地铁呢?然而,我却喜欢跟民工们攀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大声说着我所熟悉的四川话,他们是我的老乡。当我也用四川话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立刻用亲人般的姿态来对待我。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家在三峡两边的崇山峻岭之间,祖祖辈辈都很苦,或者在长江上当纤夫,或者耕种山坡上的薄田。他们说,在家里一年四季辛勤劳作却很难得到基本的温饱,更不用说要盖房子、娶媳妇或者供孩子上学了。于是,他们便千里迢迢地到城里来了。城里不是他们的家,却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他们的梦想很简单,也很实在,就是到了年底能够揣上几十张“大毛”(一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回家。他们是我的兄弟姊妹,是我童年的伙伴。他们是命运艮古不变的闰土。他们像露珠一样散布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的各个灰暗的角落里。但是,他们的心还是留在老牛蹒跚的田埂上、炊烟缭绕的村落里。他们并不喜欢城市,但是一年又一年,他们还得来这个不喜欢的陌生地。
   他们说,一年的劳动所节省下来的这笔存款,可以修修祖辈传下来的快要颓败的老屋,可以筹办一个风光的婚礼,可以给孩子缴纳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一谈起孩子,他们的话就多了。孩子能念书,也懂事,无论如何也要送孩子上大学。当听说我在北大念书时,他们的脸上顿时露出无比羡慕的神色,他们立刻向我打听起大学里的各种情况来。他们要回去告诉还在上小学的孩子呢。
   他们的家里有含辛茹苦的妻子,有倚门远望的母亲,还有欢蹦乱跳的孩子。有一盏小小的油灯,有一盘香味扑鼻的辣子炒白菜。
   他们的包裹里有给妻子的漂亮衣服,有给父母治风湿痛的药品,还有给孩子的电动玩具。当然,他们还有一颗似箭的归心。
   他们在一个怀有敌意的城市里艰难地生存了下来。他们在建筑工地上、在市政建设中、在搬家公司里承担了所有最艰苦的体力活——城里人干不下这些活。他们说,这些活苦当然也很苦,但是比起在江边拉纤来和在田里种地来,已经轻松多了,挣的钱也多了好多倍——当然,如果老板不拖欠工资的话。
   很快,地铁列车上的广播告诉乘客:下一站就是“北京站”,请到站的乘客准备下车。于是,他们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把一件又一件的行李背到背上,拎到手上,生怕丢失了其中的一件。他们弯着腰,流着汗,喘着气,还不忘向我道一声别。
   他们还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在这个做什么事情都讲究“关系”的地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帮助他们提前得到一张火车票。他们的朋友和老乡,都是与他们一模一样的、无权无势的“民工”。他们也许要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等待好几天,才有可能凭着一张站台票混上火车,然后在车厢的过道里站上三十多个小时。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总算踏上了回家的路,背着一年的血汗结晶而成的包裹。
   那个不说话的卖报人
   坐地铁是每天的“家常便饭”。在地上交通拥挤不堪的北京城,地铁是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它准时,它迅速,我经常奔波在北京地铁的一号线上,还没有看完一张报纸,就已经从城西到了城东。
   在地铁清洁的车厢里,我有时看书,有时看报纸。在汽车上,一般还没有读完几行字,就感到头昏脑涨;而在地铁车厢上,却能够读完好多有趣的文字。我对文字有一种天然的痴迷,既然不愿意浪费路途上宝贵的时间,自然就对地铁车厢情有独钟——因为它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阅读的空间。
   在车厢里,我经常看到一个身材极端矮小的、可以称之为“侏儒”的卖报人。他的身高大约只有一米三左右,是一名中年男性。通常,这样的“侏儒”会出现在饭店的门口帮助招揽客人。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如此矮小的卖报人。夏天,他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可以猜想,他有温暖的家和爱他的家人。除了身高以外,他跟其他卖报人之间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他还是一个哑巴。他没有办法说话,更没有办法高声叫卖——而北京报贩清脆悠长的叫卖声,在我听来就是没有曲调的音乐。显然,无法叫卖给卖报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名引人注目的卖报人默默地穿梭在一节又一节的车厢里,怀里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大叠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他呵护着这些报纸,就好像它们是有生命的婴儿。他的脸上没有忧愁,没有悲哀,反而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一天下来,他不知道会穿梭多少节车厢,走多少的路。
   乘坐地铁的大部分人都会微笑着看着这位卖报人,眼光里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也有人很惊诧。但那种鄙视或者厌恶的眼光并不多,也时常会出现一二个人,他们粗暴地挥手将卖报人赶开。我想,那些自己身强力壮却鄙视和厌恶残疾人的家伙,全然不知道在自己的荒唐行为中,透露出了多少内心的阴暗和肮脏。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善良而温和的人总是比邪恶而自私的人多。当卖报人走到身边时,人们纷纷掏出钱来买一张报纸。每卖出一张报纸,卖报人就会向对方深深地一鞠躬,而人们也俯身回应他以灿烂的笑脸。
   在这节拥挤的地铁车厢中,我忽然想起了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努力学会忍耐,而不是抱怨。”朋霍费尔很喜欢费里茨•卢伊特的一段话:“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之流,会流淌得这么平稳,以至从来不碰上堤坝和漩涡;从来没有人把石头扔进它清澈的水中。每个人都会碰上一些事情——他必须留心使水保持清澈,让天与地都在水中反映出来。”是的,从这个沉默的卖报人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自身的脆弱尴尬:我们都曾经有过或者即将遭遇到自己成为“哑巴”与“侏儒”的时刻,我们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遭遇到人生的绝境。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自身可能遭遇到的每一种绝境。而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当我们苦苦挣扎和操劳的时候,我们会比这个卖报人更清洁、更轻松、更愉快吗?同时,我们自己能够承受他人的蔑视和侮辱吗?
   我注意到,地铁的车厢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卖报纸的人。据说,按照“有关规定”,一般的卖报人是不允许到车厢里来的。而这个矮小的、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卖报人,也许正是因为身体的缺陷,才获得了有关部门的“特许”。我为这种人性化的“特许”而叫好——遵守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比之更重要的是对人本身的深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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