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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北大与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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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
·重走“五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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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与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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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柔情
·读柏杨回忆录:未完成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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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
·怀想梅克夫人
·那片森林
·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事关“国家尊严”
·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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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鬼才”遇“鬼”记
·轿车不如轿子说
·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从日军细菌战档案说起
·城市边缘的挣扎
·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读《触摸历史——五十人物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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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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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第四种权力》
·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睡狮犹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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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割外国文学: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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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挣扎
·沙皇的猎犬们
·内在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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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与“填鸭式”

   
   “大综合”与“填鸭式”
   
   高考科目几经改革,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名叫“大综合”的科目。在各界人士呼吁为孩子们“减负”的时刻——教育部单是关于“减负”的文件就下了二十多种,所谓的“大综合”不仅不是作为“减负”的措施出现,反倒给孩子们套上了一道更加沉重的“紧箍咒”。这门号称“大综合”的考试,意味着将所有的科目都集中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孩子们应付高考的时候不得不超越文理分科的界限、复习所有学过的科目。设置“大综合”的某些教育界的人士认为,这门考试科目能够避免孩子们“偏科”,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殊不知,“大综合”考试科目的设置,将进一步加剧现行教育制度中“填鸭式”的弊病。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胜出,孩子们不得不投身在书本和习题的海洋中,每天解答千百道的“模拟题”、每天背诵百十页的课文和公式。虽然课本上的某些知识是片面或过时的,但他们依然将课本当作《圣经》来崇拜;虽然某些习题对知识面的推展和智力的训练毫无益处,但他们依然虔诚地完成每一道命题者挖空心思设计出来的难题。“大综合”的设置是高考制度的一次重大的倒退,使得前两年呼声很高的“素质教育”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孩子们的脊梁上又增加了几座沉重的大山。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专门以折磨学生作为自己的快乐呢?

   日前,江苏的一名高三学生徐小庆致信《中国青年报》,质疑媒体上炒得热火朝天的中小学“减负大行动”——
   
   我从没有正耳听过“减负”,也没有正眼看过“减负”,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不光因为我是一名即将面对高考的高三学生,更因为我早知道如果被喊得震天响的“减负”所迷惑,只会让自己产生幻想。
   当它开始风靡全国时,我想,就让它走它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各行其路吧!然而现在,我真忍不住了。尽管高考已迫在眉睫,我仍拿起笔——
   看看你们大人们都做了些什么吧!一方面,三令五申地要求学校千方百计给学生减负,以推行所谓的“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将明年高考科目增至六门,后年增至九门(也就是所谓的“大综合”)。
   呜呼!如此形势,恕我们愚笨,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怎么减负。
   拜托!饶了我们吧!如果你们认为中国学生的负担还不够重,仍有开发的潜力,因而要花样百出地给我们加负,我们能忍,但请求你们不要在“减负”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让我们忽喜忽忧,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高考,即使哪一门只有十分,你应该而且必须百分之三百地去付出,你不在乎这十分吗?”我们的一位老师如是说。
   是的,我们不敢轻易丢掉哪怕一分,当然更不敢拿十分当儿戏。一切为了高考的学习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我们风雨无阻十二年只为了这三天;我们在考场上出生入死,也只是为了在最后这几张卷子上搏一搏。
   我们不敢抱怨,也没有理由去抱怨,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惟一企盼的是,请大人们不要挖空心思地出什么花样了,“减负”、“素质教育”之类的口号只会让我们迷惑,尤其是那些还很单纯幼稚的学弟学妹。我们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OK?
   
   面对这群被“大综合”折磨得苦不堪言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我不禁想起了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段论述。许老是王小波的导师,“有其学生必有其先生”,能够教育出像王小波这样的天才学生来,许老在教育方面自有一套想法和做法。他在《由恶性补习到目前教育问题》一文中说:“中国过去私塾时代兴采填鸭式的教育,用科举约束知识分子使其成为崇拜权威的塑型。幸而儒家经典中有不少人文思想和人格教育的理论,因此虽在重压之下,每一个时代中却还有若干志节皎然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其人格足以炳耀古今。今日我们的各项教育似乎把重心全放在知识与技术的灌输上面,并不注意人文思想。以此与科举时代相比较,重压相同,而传习的内容不同,将来新的知识分子中能否有人承袭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似乎是可疑的事。”
   老先生的问题,是针对六七十年代台湾的“联考”提出来的,本着“拿来主义”的方法移用过来,对大陆当下的教育状况来说,真还是“对症下药”呢。面对高考的阴影,哪个老师敢不“灌输”呢?至于这些“知识”本身的真伪和对错,老师不考虑,学生更不会思索。正如许倬云所说,我们现行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将人变成了工具。学生个人的主体性被取消了,学生成了记忆某些僵死的知识要点的工具。在电脑芯片日新月异地发展的今天,这种机械的记忆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今天的孩子,要么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孩子”,要么就是韩寒式的“为了反叛而反叛”的“坏孩子”,单单就少了身心健康、人文修养丰厚、具备独立人格精神和思考能力的“新生代”。许倬云说:“父母看了子弟回家时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自然十分怜惜心痛,但是子弟思想的迟钝,独立精神的萎颓,岂不更应作为父母的担心吗?”然而,今天的父母和老师,认识到前者的多,认识到后者的究竟有几个呢?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教育的正确目的,归根到底是宗教性质的东西,不能只图利益。教育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当前的教育离这样一种标准究竟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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