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余杰文集
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
*
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
*
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评老村《人外人》
   老村的长篇小说《人外人》的出版,标志着他对发轫于八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的超越,而在那个逝去了的文学潮流中,他贡献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骚土》;同时也凸现出他作为一个“异数”在陕西作家群中倔强的存在,他抛弃了这群作家共同的对“废都意象”的自恋,而自觉地承接了鲁迅先生观照乡村、观照中国、观照我们的文化传统的视角,也就是文化启蒙和文化批评的视角。

   《人外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为我们奉献了“阿盛”这样一个无比鲜活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在我看来,在一个世纪的文学人物长廊中,阿盛是对阿Q的某种遥远而真切的呼应。当年,从铁屋子中醒来的鲁迅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是一处“非人间”、是一处“吃人”与“被吃”同时进行着的人肉宴席。鲁迅又以罕见的勇气承认,即便是自己的身上也渗透着“鬼气”、纠缠着“大毒蛇”。而到了九十年代,青年批评家摩罗更进一步指出,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因此他自命为“摩罗”。从鲁迅到摩罗,都在向我们指出:承认我们外部社会环境的“非人间”状态以及我们内部精神结构的“非人”状态,是我们反抗这一文化宿命的起点。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准上,老村塑造了阿盛这个现实生活中“上下左右无所不在”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盛不仅不是“人外人”,而且是“人内人”,阿盛的身上有着老村自己的影子,也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面镜子都在无情地对着我们。
   阿盛诞生于西北地区一个偏远穷困的村落,老村为它杜撰了一个名字——“呼儿海”。阿盛是兽医的儿子,受过一定的教育,曾经担任过乡村教师,其身份介于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三者之间,属于某种“蝙蝠阶层”。在所谓的“承平时代”里,提升自身社会阶层的所有通道都紧紧地向他关闭了。为了改变卑微的地位和困窘的生活,为了获得无边的权力和无穷的金钱,阿盛必须“出奇制胜”,他选择了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的三种“奋斗武器”:话语、书法和气功。话语乌托邦、书法乌托邦和气功乌托邦,都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特色”,而用“文化”换取“权力”则是五千年专制社会中的不二法门。在这条“成王败寇”的道路上,阿盛是又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尝试者。不过,他与阿Q一样,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者。
   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也是一个话语膨胀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这个其特的词语,即使是在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新语辞典”里也找不到。那时候的阿盛是什么模样呢?小说写道:“常年披着一件破军大衣,即便过了春天也不愿脱下。肩上挎只毛边儿的旧军用挎包,里头装着《毛选》四卷。”而阿盛区别于一般乡下人的是他的能说会道,“他会诌着几个时下最流行的词语,宣讲越来越好的形势或者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宣讲特别认真,特别一丝不苟,特别的坚忍不拔和意志顽强。讲到关键处,他会随时打开挎包里的书本或最近的报纸,以验证观点的出处。”阿盛会熟练地使用那些书面语言、革命语言、领袖语言,这就给他带来了某种身份的变化:“在小镇里,也只有领导干部和个别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些书本和报纸,在他成长之初就帮他练就了一种十分权威的观察高度,结论又总是英明正确冠冕堂皇。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尤其第三世界,比如越南啦、刚果啦、赞比亚啦、阿尔巴尼亚啦等等那些小国的情况,他都是一清二楚如数家珍。他那时给呼儿海百姓一种奇妙的感觉,即像他这种人物,天生便不是给呼儿海准备的,总有一天要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不知会上升到什么地方去。”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的那样,话语的背后是权力,阿盛是依靠着一种本能的力量投靠了这汹涌澎湃的语言之流,并为自己缔造出既真实又虚幻的“高级身份”来。这段情节使我想起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如果说《坚硬如水》中的男女主人公是用高昂的革命话语来包装他们疯狂的性欲,实践着法国大学生在一九六八年“红五月”中提出的口号“越是革命,越是要做爱;越是要做爱,越是要革命”;那么《人外人》中的阿盛则是在用这一套又一套他自己也不明白的“说法”来给自己的脚下垫上一只板凳,既然连领袖也公开宣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么阿盛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一样无畏地玩火自焚呢?
   阿盛的语言才能是天生的,阿盛的书法技艺则是后天练习的。书法是中国文化空洞化的表征,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衰竭之后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阿盛从孩童时代便开始练习书法,而且是练习毛体字。他的仿毛体充斥满了小镇的大小牌匾,他甚至强迫乡亲购买和收藏他的作品。阿盛写字跟一般人不一样,写字的时候:“先是摒弃一切杂念,安心学习半小时的毛主席语录,读着读着,等到慢慢进入到人家那叱咤风云的感觉里头,然后再展纸持笔一挥而就。”阿盛不仅学习毛体字,他的日常生活也在刻意地模仿领袖:“他努力在发型上做文章。每日必费很长的时间将头发往脑后狠搂。平日的抬手动足,站立行走,都一点一滴地往伟人方面靠拢。”写字本来是一种与文化和智力无关的技巧,但在中国这种技巧与话语一样变成了走向权力的通行证。阿盛从学习毛体字开始,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领袖化”,仿佛写得了一手毛体字就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这一情节并非老村的想象,我最近就在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中看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此人日夜练习毛体字,晨昏到河边学习领袖的口吻朗诵诗词和作报告,搞得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的精神病。他本人却乐此不疲,傲然于世。奴隶最大的快乐就是模仿奴隶主的“风度”,而最有想象力的奴隶的理想无非就是成为奴隶主罢了。尽管阿盛喜欢读书和练习书法,但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下流人”。“下流人”是俄国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提出来的概念,他预见到了暴力革命的发生和下流人的上台,他指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述的还要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他看穿了俄国历史的本质,这一本质与中国极其相似。
   如果仅仅是迷恋话语和书法,阿盛还不足以成为阿盛——他至多是一个妄想狂罢了,并没有给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以下情节的推进,既是阿盛本人性格的自然发展,也印证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当新时代降临、话语和书法作为“鬼画符”逐渐失效之后,阿盛便选择了气功,摇身一变成为无所不能的气功大师。从革命话语的操作者和革命领袖的崇拜者转化为气功大师,就像川剧中的变脸那样迅速。这种变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一种伪信仰取代另一种伪信仰当然是水到渠成的。在一班退休老干部的支持下,阿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四处讲演,八方传功,迎来了他一生中短暂的辉煌时期。气功是中国文化的病灶,它在二十世纪第一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声名狼藉之后,却又在八十年代死灰复燃、蔚为大观。八十年代的气功热为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泛滥打下了伏笔,它折射出一个没有终极信仰的民族在精神上的“失重”状态,它彰显出一个存留着深厚的蛮性的民族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的艰难。老村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描述作为气功大师的阿盛,这个“阿盛”其实就是昔日风云一时的严新、张洪保、胡万林当中的一员。在九十年代末,“阿盛”却又变成了异想天开地狂言炸掉喜马拉雅山的牟其中、声嘶力竭地向数万人宣讲“疯狂英语”的李阳、打着慈善的旗号敛财的“词坛怪杰”张俊以和用铺天盖地的广告推销“脑白金”的史玉柱这类人物。他们运用同样的伎俩在商场上过关斩将,终于得以盘踞在福布斯富豪的排行榜上。阿盛并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老村的《人外人》让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当然,无论从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度上,还是从展示人物心灵的深刻度上来看,两者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阿盛无疑是一个中国版的、被“鬼”附身的斯塔夫罗金。在《群魔》中,斯塔夫罗金以他那邪恶的思想和残酷的手腕在生命的斗兽场上获得了胜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整个贵族阶层都被这个魔鬼控制了,他成为打着革命旗号的“精神暴君”。尼采认为,“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真理,但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斯塔夫罗金在杀害了不愿与他一起作恶的同伴之后神秘地死去了,在最后的信件中他写道:“我知道,我应该把自己杀了,把自己像可恶的虫豸一样从地面上消灭掉;但我害怕自杀,因为我害怕显得高尚豁达。我知道,这将是又一次欺骗——在无穷系列的欺骗中的一次最后的欺骗。仅仅为了表演高尚豁达而欺骗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从来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从来不会有绝望。”然而,他的精神却没有死去,他的精神继续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独裁者身上复活了。斯大林的女儿说过:“许多人以为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可怕得多……”还是女儿最了解父亲。但是,在《人外人》中,等待阿盛的是一次又一次可笑而又可悲的失败,老村将阿盛的故事情节高度漫画化了。阿盛所遭受的一连串的挫折,固然能够让读者洞见其卑琐而顽劣的生命本质,却有意无意地美化了阿盛这个“非人”所生存的“非人间”——如果一个社会是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它必然会排斥阿盛这样的“非人”;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本来就是变态的、扭曲的社会,那么阿盛之流必然能够在其中生活得游刃有余。老村为阿盛安排了可耻的、喜剧式的命运,与《群魔》中斯塔夫罗金的踌躇满志、魔力万丈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是否说明中国社会比俄国社会更加“正常”和“健康”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相信老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人外人》这部长篇小说最重大的缺陷。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愿望,老村没有让阿盛获得光辉的胜利,当没有皇帝身份的阿盛光着身子在街头炫耀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嘲笑和唾沫。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阿盛们,因为拥有权势和金钱,即便是穿着根本不存在的“新装”,也能受到庸众的顶礼膜拜。因此,老村的这种情节安排大大地削减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