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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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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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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孤独

   
   巨人的孤独
   
   在托尔斯泰去世前不久,高尔基曾经去加斯普拉看望他。后来,高尔基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一书中记载了两人之间许多宝贵的谈话。我一向很重视语录体和对话体的文字,我认为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和真诚,往往会在小范围的谈话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尤其是对于许多作家和学者来说,写作已然变得“职业化”和“程序化”,当一个作家拿起笔或打开电脑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许多真实想法隐蔽起来。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和“日常生活状态”是有距离的,即便是那些抱着最真诚的态度写作的作家。因此,高尔基的记载可以跟托尔斯泰的日记放在一起参照阅读,在这种“互文本”阅读的效应中,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窥见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
   托尔斯泰多次跟高尔基谈起安徒生。当时,安徒生在俄国还是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在俄国人看来,丹麦是一个局促于北欧的小国,他们学习和崇拜的对象是法国和英国。乌克兰女作家和翻译家玛尔科•沃夫乔克是安徒生童话的热爱者,她是最早将安徒生作品翻译到俄国的人之一。通过她的译本,托尔斯泰敏锐地发现了安徒生与“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写过许多童话,只不过一个人用的是诗歌的形式,另一个人用的是散文的形式。他们在童话中梦想着一个浸透幸福的彼岸世界,他们在童话中寻找着一个充满公正的文明社会。他们的童话大多发生在海边,普希金写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安徒生写过《海的女儿》。他们眺望着茫茫的大海,海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真、善、美呢?

   普希金和安徒生的童话既是写给孩子们的,更是写给成人世界的。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因此,当有人问托尔斯泰,为什么有兴趣读这些写给孩子看的童话时,托尔斯泰回答说:“这才是深奥的哲学呢!”
   安徒生的作品有一个大的“母题”,那就是“为童年而哭泣”。正如阿尔贝特•科昂所说:“人们为他们的母亲哭泣时,也为他们的童年哭泣。人爱童年,希望回到童年。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爱他的母亲,这是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他的童年。我也曾是个孩子,现在我不是了。”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孩子”、而现在“不是了”的人,注定了是孤独的。
   每当谈起安徒生的时候,托尔斯泰就陷入了遥远的沉思之中:“当玛尔科•沃夫乔克的译本印行的时候,我还不理解它们,而过了十年左右为拿起那本小书,读完后一下子就清楚地感觉到,安徒生是很孤独的,非常孤独。我不了解他的生平;看来,他的生活是缺乏理智的,他到很多地方作过旅行,但这只是证实了我的感觉——他是孤独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把目光转向孩子,似乎孩子会比成人更悲悯人,不过这次他错了。孩子们对什么都不怜悯,他们不会怜悯。”从这段谈话中,我发现了两个巨人心灵的息息相通——虽然不在同一个时空之中,他们却感受到了各自的孤独。
   托尔斯泰比安徒生更加悲观,他发现孩子也是靠不住的。孩子的身上也有无法克服的冷漠和残忍的天性,孩子们会虐待小动物和昆虫,孩子们会抢夺兄弟姐妹的食物,孩子们也会咬母亲没有乳汁的乳房。既然连孩子也是不可依赖的,那么,在漫无边际的冷漠和残酷之中,像托尔斯泰和安徒生这样心灵柔软的人注定了承受孤独的命运。
   安徒生一生都在“夜行驿车”上,他是旅行者和漂泊者。他的旅行不是为了去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像哥伦布和麦哲伦们那样,而是为了逃避孤独、逃避那像被白蚁蛀空的屋梁的心灵的孤独。其实,当托尔斯泰阅读和评论安徒生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自己必将走向“逃亡”——他不可能在富丽堂皇的庄园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必须通过“出走”才能战胜自己的孤独。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就是他们这类巨人的“夜行驿车”。写作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一种不可能回头的选择。车轮一旦发动,命运就已经注定。
   我无法理解的是,当代中国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演技能够与电影明星相媲美的“作家”——不懂得孤独的内涵人、不愿意向童年致敬的人,他们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呢?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写作不是手艺,也不是活计。写作乃是使命。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某些词的来源,它们的发音,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词在俄语中源于‘召唤’。”绝对不会召唤一个人去从事机械手艺——因此,那个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在“码字”的北京痞子,他所制造的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罢了。他的身边还有一群小混混,依靠记录酒吧里的名人和准名人的只言片语而拼凑“小说”,他们能够在垃圾堆中找到花朵吗?
   孤独意味着隔绝,意味着被误解、被侮辱的命运。当然,孤独者自己也不是圣人,托尔斯泰说过:“苦行者和受难者很少不是专横者和暴虐者”,这是他对自身罪孽的最切实的体认和忏悔。因此,写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赎罪”,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更加无情地解剖自己”。正是在这种有些残酷的解剖中,作家的使命感和高贵性才得以展现。谢德林说:“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他的良心和别人的良心互相契合时,才会充分快乐。”安徒生、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固然有他们的孤独和痛苦,也有他们那常人难以体验到的充盈的快乐。是的,正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安徒生、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没有比他们更伟大、更珍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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