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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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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香草山》(修订版)代序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后记: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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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人类群星闪耀时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月亮上的蝴蝶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暗夜中的萤火虫
·白发的芬芳
·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领袖与艺术家
·梦想里的“庄园”
·那些被毁灭的美丽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特务的最后自白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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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铁蝴蝶飞不动了
·海瑞的清官神话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皇帝套房”的诞生
·池莉:名字的霸权
·巩俐上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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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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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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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名字的霸权

   
   池莉:名字的霸权
   
   武汉汉口三阳路上,一个与著名女作家池莉名字相同的女孩子,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池莉花行”。没有想到,这一举动遭到了作家池莉的口诛笔伐。
   得知“池莉花行”开张的消息之后,作家池莉对记者说:“我整天忙于写作,何时开过店?就是开店,也不会在街边开家小花店。”她表示,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悬挂在街头巷尾的招牌上,心里不免有些惶然:毕竟,提起“池莉”,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写小说的她。就如同眼下这家花行,不明究里的人总爱把她联系在一起。于是,作家池莉颇为愤慨地说:“幸而开的是‘池莉花行’,假如开家‘池莉发廊’,且有不良行径,我岂不是有口难辩?”

   开花店的年轻女孩对这番无端的指责感到莫名惊诧,她委屈地说:“我用自己的名字开花店,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女孩是半年前才从家乡孝感来到武汉经商的,她读的书并不多,此前并不知道在武汉有一个跟自己同名的女作家。为了核实女孩究竟是不是真的名叫“池莉”,武汉的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回其在孝感的老家询问。经过向女孩的家人和邻居的查证,证实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确实叫池莉。
   由于汉语姓氏的有限和中国人口的众多,在中国同名同姓的情况多如牛毛。据统计,王、张、刘等大姓当中,一些常见的名字居然有数一万计的重名现象。在我看来,作家池莉固然是个名人,但你并没有任何权利不准别人的名字也叫“池莉”。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名字盗版”问题。别人开花店是别人谋生的手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无论是开花店还是写作,都是人类基本的劳动形式之一种。难道因为自己是作家、别人是个个体户,就可以蔑视别人吗?作家池莉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谈及“街边的小花店”,这是让我感到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某些所谓的文化人,有了点名气、有了点地位、有了点职务,就转而瞧不起跟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普通老百姓。自己是“作家”,仿佛就是被加冕了的“特殊阶层”。他们早忘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正是千万个“无名”的普通大众。我想问池莉女士的是:假如没有这些平头百姓来买你的书,你除了西北风之外,还能够喝到些什么呢?假如没有了作为“衣食父母”的普通读者,说不定,你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个开花店的小女孩呢。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池莉表现出来的霸道让我感慨多多。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商标,必须组建公司以后方可提出申请。也就是说,一般公民个人的名字并不能享受“独此一家”的保护。当然,如果作家池莉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被滥用,首先要有自己的公司,才能将这个名字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样,他人要是再敢“盗用”的话,就可以对其依法进行惩处。同样的道理,开“池莉花行”的池莉小姐,也可以通过申请注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就看谁“申请在先”了——在公民权利的意义上,作家池莉与个体户池莉显然是完全平等的。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霸权与特权。首先,是官僚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他们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次,是文化人对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垄断,正是这种垄断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被霸权和特权侵蚀的社会,皇帝、太监、官僚和文人共同维持和巩固着这一严密的等级秩序。这种毒液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池莉”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个让人悲哀的事实。中国存在着一种悠久的“文化拜物教”,自古以来,有了文化似乎也就有了向权力进军的资本。在中国,文化不是解放人的手段,而成了特权阶级的象征。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便掌握了千百名百姓的命运。今天,虽然社会已经进入细致分工的历史阶段,“文学巫师”不复存在,但古老蛮性的遗留依然积淀在我们的心中。八十年代,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跪在下乡采访的作家刘宾雁身上,把他当作新时代的“刘青天”了;九十年代,依然还有贾平凹等著名作家到基层“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也受到当地百姓的顶礼膜拜,呼为“青天”。
   在池莉身上,“文化拜物教”的遗留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作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蔑视一个开花店的女子吗?那么,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埃及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回答“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曾经极其谦卑地说:“我小时候就到酒馆去听流浪诗人们一边拉琴、一边讲故事。讲述的欲望很早就掌握了我。”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是一个卑微的说唱艺人,但他的这种身份丝毫无损于《荷马史诗》的不朽。作为说唱艺人的荷马先于作为作家和诗人的荷马而存在。如果说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那么诗人也就产生于劳动者之中。倘若一个作家或诗人竭力要将自己与劳动者分离开、并制造出自己与劳动者的“对立”来,那么他的作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马哈福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大众息息相关:“我的人物都来自生活,来自民众阶层。我的作品中有强盗、知识分子、妓女,但更重要点主人公是集体的大众化身。我力图表现埃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发展,所以,我自信地认为人们对这一切会产生真诚的兴趣——因为,我在作品中表达了自由,和人从种种桎梏中获得的解放。”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伟大的作家,而像池莉这样飞扬跋扈的作家,他们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附庸而已。他们蔑视民众的生活,他们所写作的不过是一堆能够卖钱的文字垃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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