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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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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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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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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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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名字的霸权

   
   池莉:名字的霸权
   
   武汉汉口三阳路上,一个与著名女作家池莉名字相同的女孩子,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池莉花行”。没有想到,这一举动遭到了作家池莉的口诛笔伐。
   得知“池莉花行”开张的消息之后,作家池莉对记者说:“我整天忙于写作,何时开过店?就是开店,也不会在街边开家小花店。”她表示,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赫然悬挂在街头巷尾的招牌上,心里不免有些惶然:毕竟,提起“池莉”,大多数人首先想起的是写小说的她。就如同眼下这家花行,不明究里的人总爱把她联系在一起。于是,作家池莉颇为愤慨地说:“幸而开的是‘池莉花行’,假如开家‘池莉发廊’,且有不良行径,我岂不是有口难辩?”

   开花店的年轻女孩对这番无端的指责感到莫名惊诧,她委屈地说:“我用自己的名字开花店,难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女孩是半年前才从家乡孝感来到武汉经商的,她读的书并不多,此前并不知道在武汉有一个跟自己同名的女作家。为了核实女孩究竟是不是真的名叫“池莉”,武汉的记者还专门打电话回其在孝感的老家询问。经过向女孩的家人和邻居的查证,证实了这个女孩的名字确实叫池莉。
   由于汉语姓氏的有限和中国人口的众多,在中国同名同姓的情况多如牛毛。据统计,王、张、刘等大姓当中,一些常见的名字居然有数一万计的重名现象。在我看来,作家池莉固然是个名人,但你并没有任何权利不准别人的名字也叫“池莉”。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名字盗版”问题。别人开花店是别人谋生的手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无论是开花店还是写作,都是人类基本的劳动形式之一种。难道因为自己是作家、别人是个个体户,就可以蔑视别人吗?作家池莉用不屑一顾的口吻谈及“街边的小花店”,这是让我感到最难以接受的地方。某些所谓的文化人,有了点名气、有了点地位、有了点职务,就转而瞧不起跟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普通老百姓。自己是“作家”,仿佛就是被加冕了的“特殊阶层”。他们早忘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正是千万个“无名”的普通大众。我想问池莉女士的是:假如没有这些平头百姓来买你的书,你除了西北风之外,还能够喝到些什么呢?假如没有了作为“衣食父母”的普通读者,说不定,你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个开花店的小女孩呢。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池莉表现出来的霸道让我感慨多多。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自然人不能申请商标,必须组建公司以后方可提出申请。也就是说,一般公民个人的名字并不能享受“独此一家”的保护。当然,如果作家池莉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被滥用,首先要有自己的公司,才能将这个名字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样,他人要是再敢“盗用”的话,就可以对其依法进行惩处。同样的道理,开“池莉花行”的池莉小姐,也可以通过申请注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就看谁“申请在先”了——在公民权利的意义上,作家池莉与个体户池莉显然是完全平等的。
   我厌恶一切形式的霸权与特权。首先,是官僚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他们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次,是文化人对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垄断,正是这种垄断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被霸权和特权侵蚀的社会,皇帝、太监、官僚和文人共同维持和巩固着这一严密的等级秩序。这种毒液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中,“池莉”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个让人悲哀的事实。中国存在着一种悠久的“文化拜物教”,自古以来,有了文化似乎也就有了向权力进军的资本。在中国,文化不是解放人的手段,而成了特权阶级的象征。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便掌握了千百名百姓的命运。今天,虽然社会已经进入细致分工的历史阶段,“文学巫师”不复存在,但古老蛮性的遗留依然积淀在我们的心中。八十年代,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跪在下乡采访的作家刘宾雁身上,把他当作新时代的“刘青天”了;九十年代,依然还有贾平凹等著名作家到基层“挂职锻炼”、“体验生活”,也受到当地百姓的顶礼膜拜,呼为“青天”。
   在池莉身上,“文化拜物教”的遗留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难道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作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蔑视一个开花店的女子吗?那么,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埃及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在回答“你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曾经极其谦卑地说:“我小时候就到酒馆去听流浪诗人们一边拉琴、一边讲故事。讲述的欲望很早就掌握了我。”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就是一个卑微的说唱艺人,但他的这种身份丝毫无损于《荷马史诗》的不朽。作为说唱艺人的荷马先于作为作家和诗人的荷马而存在。如果说诗歌产生于劳动之中,那么诗人也就产生于劳动者之中。倘若一个作家或诗人竭力要将自己与劳动者分离开、并制造出自己与劳动者的“对立”来,那么他的作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马哈福兹认为自己的写作与大众息息相关:“我的人物都来自生活,来自民众阶层。我的作品中有强盗、知识分子、妓女,但更重要点主人公是集体的大众化身。我力图表现埃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发展,所以,我自信地认为人们对这一切会产生真诚的兴趣——因为,我在作品中表达了自由,和人从种种桎梏中获得的解放。”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是伟大的作家,而像池莉这样飞扬跋扈的作家,他们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附庸而已。他们蔑视民众的生活,他们所写作的不过是一堆能够卖钱的文字垃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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