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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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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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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套房”的诞生

   
   “皇帝套房”的诞生
   
   
   

   大名鼎鼎的北京饭店近日推出了所谓的“皇帝套房”,以每天九千美元的“天价”吸引“顶级”客人的入住。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这样描述“皇帝套房”的陈设:一进大门宛如进入皇宫,大厅悬挂着水晶吊灯,两侧摆着几十件陶瓷、玉和玛瑙制成的花瓶和艺术品,每件都价值连城。套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楠木做成的门、窗和家具上的镂空雕饰,尤其是卧室和书房间的一个落地木隔断,雕饰着流云、蝙蝠等繁缛、古典的花纹,模仿的是故宫葆中殿中的风格,显示出超凡的皇家气势。而书房的书柜上,摆着仿古的唐诗和四书五经,并配以精美的木匣子。连“皇帝”的大床也是仿照故宫样式的四柱架子床,睡衣则是明皇色缎制的——跟“黄袍”相比,唯一的不同就是上面没有绣龙,而绣上各种花卉。在会议室和休息室的墙上,堂皇地挂着若干金龙形的雕塑。
   北京饭店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皇帝套房”入住的对象是国外皇室成员和大企业的老板,“与总统套房不同,对于入住这里的客人来说,很多人家中就是总统套房,他们可能更喜欢东方色彩的皇帝套房的感觉。”该负责人还强调,“皇帝套房”除了装修上的特点之外,还有最大的一个卖点,即由于套房选址定在东楼西侧,从主卧的窗口看出去,是长安街和故宫,因此可以“住在‘皇宫’看皇宫”。
   纯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北京饭店推出“皇帝套房”的举措无可厚非。而且我也相信,他们绝非轻率地作出决定,而是在经过精密的市场调查和研究之后,才不惜耗费巨资专门装修完成这样的一个套房。有市场才会有需求,这是永恒的真理。我认为,北京饭店的市场营销人员对中国那些高居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们的心理有充分的把握。但是,我在佩服他们的聪明的同时,却又感到背后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我想,那些真正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成为超级富豪的中外民营企业家们,是不会有兴趣和舍得花钱入住“皇帝套房”的。日本经营之圣松下幸之助和香港首富李嘉诚,日常生活都十分朴素,一般都在公司跟职员们一起吃快餐。并不是他们有意彰显自己的“平民化”或者“作秀”,而是他们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显示排场、显示自己比别人生活得更加奢侈。相反,人的价值在于运用自己拥有的财富,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网易总裁、年轻的丁磊,跟同事一起合租一套普通公寓,经常乘坐地铁上班。他身价最高的时候是十多亿美元,足够天天入住“皇帝套房”,但他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享受。福布斯杂志刚刚公布的中国大陆首富、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的财富观,他说为了方便,通常买几百块钱一打的衬衣。我想,他也不会入住“皇帝套房”的。
   真正的资本家崇尚的是勤俭。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他伟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起的原因。他认为,新教所提倡的禁欲的、简朴的生活和勤勉的、持之以恒的劳动,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发挥了“巨大无比的杠杆的作用”。这种精神深刻地锲入到现代商业文化之中,无论是否是新教信徒,都沉浸于其中。因此,上面提到的松下幸之助、李嘉诚、丁磊、刘永行等人,他们的成功都有赖于“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巨大的财富的结合,导致了资本的迅速积累”。不难推测,一旦他们迷恋上“皇帝套房”之类的享乐,他们覆灭的日子也就来临了。
   那么,入住“皇帝套房”的会是些什么人呢?我的答案是:是些花“别人”(也就是纳税人)的钱不心疼的人。在今天的中国,谁有机会和权力花“别人”的钱呢?我不说大家都猜得到:是大笔一挥金钱滚滚来的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是到澳门豪赌一掷千金的前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是靠走私获得数百亿财富的厦门远华案主角赖昌星、是一手遮天敛财数千万的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我想,他们对“皇帝套房”一定会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会在意昂贵的价格,因为他们的财富本来就是“不义之财”。不信,如果将来有锲而不舍的记者想办法打听到入住“皇帝套房”的客人的名单,其结果一定与我的猜想相差无几。
   其次,“皇帝套房”代表了一种腐朽、没落、专制的文化和心态。“皇帝套房”与“总统套房”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皇帝”与“总统”有着本质的不同。总统是民主社会中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总统来自民间,任职期满后又回到民间;皇帝则是专制社会中“君权神授”的大独裁者,皇帝来自于血缘关系的继承,通常终身掌握对民众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总统是现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需要向选民负责的“最高级的公务员”;皇帝则是古代帝国权力的象征,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的“天子”和“寡人”。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有当总统的可能,人人都有权做自己的“总统梦”;而只有在专制社会里,人人都会像刘邦、项羽一样,在见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队时,因羡慕而产生“我要取而代之”的想法。因此,“总统套房”显示的仅仅是房间的豪华与精美,而“皇帝套房”的背后则隐藏着一种阴暗而邪恶的民族心理。
   近年来,关于皇帝、太后和贵妃们的小说和影视比比皆是,杀人不眨眼的专制暴君们摇身一变成了慈祥的父亲和无私的公仆。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昨天是乾隆的风流韵事、今天是雍正的勤政爱民、明天又是康熙的丰功伟业。在广告中,从高级补品、保暖内衣一直到方便面,都晃动着皇帝和太监的面孔。那些以扮演皇帝出名的演员们因此捞足了银子。虽然我们已经告别皇帝九十年之久,但我们的文化和心理依然没有完全脱离皇帝;虽然我们已经剪掉头上的辫子九十年之久,但我们精神上的辫子却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今天没有了搞复辟、当皇帝的可能,但某些官员和商人,却在自己主持的单位和公司里,让下属把自己当作皇帝来供奉。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到故宫、颐和园等对公众开放的旅游场所,穿穿仿制的龙袍、坐坐绚丽的轿子,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文化土壤和精神状态,“皇帝套房”的赚钱怪招才得以催生。它不是我们的骄傲,而是我们的耻辱。它不是我们经济富庶的标志,而是我们文明存在的隐忧。它不仅不能证明我们的财富已经达到了“超英赶美”的程度,反而说明我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文艺复兴”——否则我们永远也不配自称为“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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