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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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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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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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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不能沉默
   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得了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传出以后,大陆官方保持了整整一天的、令人难堪的沉默。然后,其文化与外交部门,接二连三地发表毫不负责的言论,在没有阅读国高先生任何作品的前提下,对高先生以及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进行恶意的攻击。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一个冷血而僵化的官僚机器,骨子里对于任何的外部信息,都杯弓蛇影般地感到恐惧和警惕。相反,在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通过直选上任的领导人陈水扁先生,热情洋溢地给高行健先生发去贺电,称之为“华人之光”。相比之下,海峡另一岸的态度是何等的委琐、何等的狭隘、何等的心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迫害作家为己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再次登场,它的某位不敢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声称,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向以红卫兵口吻发言而在国际上贻笑大方的朱邦造,居然轻蔑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不值一提”。他们不过是丧失了自由意志的、可怜的螺丝钉而已,却口口声声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发言,说什么“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其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正是他们的这些荒谬绝顶的言论。
   对于高行健的获奖,所有的大陆媒体在高压下,不得不保持痛苦的沉默。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耻辱的沉默。这种沉默与我们身上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格格不入。我们沉默太久了,对于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不公正,对于那些死于警察枪口下的冤魂,对于那些死于黑暗的矿井下的冤魂,我们给予的关注太少、太少。
   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今天受到严重侮辱的高行健先生以及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华人文学最后的尊严,我们理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力所能及的声援。我们不能继续沉默。如果我们继续沉默,我们将丧失良心最后的一层防线,我们将无声无息地、轻而易举地被黑暗所吞噬。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也曾经出现过两次同样的事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另一次是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竭尽辱骂和批判之能事,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创作自由。一家巴黎的报纸称此事件为“知识界的布达佩斯”。然而,苏联政府恶劣的行径,激起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强烈反弹。自由舆论的猛烈抨击,虽然没有使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恢复自由,不过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而他那有限的自由还是用他的诺贝尔奖换来的。在专制政府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用法文发了一封给瑞典文学院的简短的电报,说道:“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于此项巨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颁赠给我,而我却不配获得之殊荣。请诸君切勿介意,并接受鄙人自愿之拒绝。”言辞背后的沉痛,读者自是心有戚戚焉。而对于索尔仁尼琴,苏联政府首先是不准他出境领奖,继而用强力将他驱逐出境。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苏联文艺界的态度立刻发展成为密集的舆论攻击,公开指斥索尔仁尼琴是“害群之马”,辱骂诺贝尔奖评委会是“以策动仇视苏联的行动为主要任务的机构”。
   实际上,真正受到侮辱的并不是两位伟大的作家以及诺贝尔奖评委会,而是企图侮辱他们的专制政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后才亲自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对昔日自己默许的“讨伐行动”表示由衷的懊悔。然而,耻辱柱上已经公正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再也无法涂改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政府的愚昧和僵硬,成为一代一代流传的历史笑柄,而《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两部巨著,依然高高耸立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史上,永久地褶褶生辉。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某位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而价值立场与官方有所不同的作家的获奖,采取何种态度,乃是透视其胸襟与气魄的标尺。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之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立即向他表示热情的祝贺。长期以来,大江反对天皇体制、反对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其立场极其鲜明。同样,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也是激烈批判现政府的左翼作家。当他获奖之后,葡萄牙政府立刻放下分歧,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认为这是“葡萄牙语的胜利”。按照某些人士的观点,既然是一名敢于反对我们的作家,我们不仅不能表示祝贺,还应当义正词严地进行批判。殊不知,一个社会的活力正体现在其成员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体现在思想和言论的“异”而不是“同”上。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倡“创新工程”。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新,其前提必然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平台。在万马齐喑、因思想获罪、因言论获罪的恶劣环境下,要想提倡“创新工程”,只能是缘木求鱼。
   某些权势力量对高行健获奖的不可理喻的反应,让我深深地感到耻辱和愤怒。当年的苏联,有萨哈罗夫、叶夫图申科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发出他们正义的声音,同时也让世人对那广袤的俄罗斯大地重新产生了真诚的敬意。今天,我们何为?推进一步追问——具体到每一个知识分子:“我”何为?
   就在高行健先生获奖消息公布的当天晚上,我接受了英国BBC的访谈,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访谈结束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于是连夜写作了一篇题为《惊喜与悲哀》的短文,全文如下:
   惊喜与悲哀
   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华裔作家高行健,多少是一个意外。因此,当消息传到国内时,反应是复杂而吊诡的。高行健在八十年代曾经受到严厉批判,浪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西北、西南原始森林。后来,他被迫旅居法国。在海外十余年的创作中,他用法语和中文双语写作,一直没有停止对“大众的历史”和专制的制度的反思与质疑。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就在高行健获奖消息传出的十月十二日当晚,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夜召开会议,紧急通知全国媒体低调处理。十三日的《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晨报》等相继发表文章,对诺贝尔文学奖冷嘲热讽。“有关方面”阴暗的心态和恐惧的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有不少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读者,也在网络上攻击高行健的法国国籍,甚至认为这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又是西方反华“阴谋”的一部分。由此不难推测,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的作品依然不可能不被删改地在大陆出版发行。
   对于我个人来说,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悲哀。说惊喜,因为高行健毕竟是百年来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声称,这次颁奖“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的敬意”。我认为,高行健本人的国籍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表达的普遍价值以及富于理想的倾向。
   同时,我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高行健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第一个前提是要有自由,有自由,思想就不受限制。他的写作,“本意仅仅是寻找自由”。然而,像高行健和北岛这样第一流的中国作家,却不得不流亡海外,才能获得相当的创作自由。而流亡海外,也就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土地和土地上生存的人民。相反,留在国内的作家们,虽然有可能扎根于博大的土地与人民,却无法拥有基本的创作自由。“天空”与“土地”,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高行健去国十多年,文学成就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逐步认可。但是,他在国外创作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在大陆出版发行。现在二十多岁的读者,一般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即使是年长一些的文学爱好者,也至多对他当年的实验戏剧有点模糊的印象。这是高行健的悲哀,也是所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漂泊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的悲哀;同样,这也是被粗暴地剥夺了创作自由的身处国内的作家们的悲哀,也是丧失了获知资讯和信息的权利的读者们的悲哀。当然,一切的悲哀,说到底是僵硬而冷酷的制度的悲哀。
   这篇文章,当然不可能在大陆的任何传统媒体上发表。权力集团根本不会提供一个与普通公民平等讨论、平等商榷的话语平台。在根深蒂固的“家天下”式的思维下,唯有强权对弱势群体单向度的压制。真正的宽容,只存在于对等的话语群体之间。它不是我们企求来的,而是我们争取来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在所有象征性的事件中,都能够毫无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宽容”自然会降临。本着这一思路,我首先将这篇短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香港的《明报》,作为我为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的一篇。然后,我将它张贴在各个著名的文化网站上。
   高行健的获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专制的摧残下艰难的生长和杰出的成就。而高行健的“不知名”,除了因为他流亡国外的现实处境外,同时还深刻地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一个信息不是自由流通的社会里,最优秀的作家往往不是最有名气的作家。近年来,在大陆文化界最出风头的作家是王朔、余秋雨、贾平凹、王蒙、莫言、池莉等人,在我看来,他们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水平,实际上跟他们的名气成反比。浮在喧嚣的水面的,是那些轻飘而浅薄的水草;沉在宁静的水底的,才是闪闪发光的珍珠。真正具备了大师的潜质、甚至大师的实力和成就的作家,一般都受到官方的压制、媒体的冷落和大众的疏远。我个人认为,说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显然是不公允的,在大陆和海外的华人作家中,能够与高行健相提并论的,有李锐、史铁生、阿城等人。有了他们的存在,中国的当代文学才不至于愧对后世。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给一九四九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沙漠增添了一点让人欣慰的绿洲。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失职,我认为,这种失职比起当代作家们的追名逐利来,同样是不可原谅的。像马悦然这样远在北欧的汉学家,居然能够关注到僻居山西的李锐,并对其作品有深入而中肯的阐释。相反,国内的批评家们很少有人论述李锐的小说。这究竟因为是他们困居象牙塔之内,消磨了起码的审美能力;还是因为他们过度贴近现实利益,全身心地注视那些所谓的“文化热点”;抑或是因为他们自觉地充当御用工具,单单赞美官方喜欢的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海外的汉学家们,比大多数国内的文学评论家们更加洞悉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更明晰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
   第二天,青年学者余世存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与朋友笑蜀起草了一封致中国作家协会的抗议书,问我是否愿意在上面签名。我本来就想起草一封这样的文件,听到这一信息,自然十分高兴。我迅速地在电脑中读完余世存先生发来的信件,心情沉痛而激动,立刻回复对方,表示愿意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这封由余世存、笑蜀、摩罗和我签名的抗议信,很快张贴在各大网站上,并受到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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