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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伪善是温家宝与季羡林最大的共通之处
·黄鼠狼给鸡扫墓
·屠童案背后的深层原因
·从毛泽东的木乃伊到胡温的御笔
·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反党不是叛国——从陈独秀案与刘晓波案看威权与极权制度之差异
·他们为何如流星掠过黑暗的夜空?——读《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既然缅怀杜重远,便当释放刘晓波——寄语叶公好龙的温家宝
·中国的信仰复兴、社会重建与制度转型——“以神为本”丛书总序
·奥巴马的姑姑与温家宝的家人为何命运迥异?
·神州处处皆酷刑
·一切祸患的根源都在中央政府——如何破解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
·“大国”崛起,“寡民”沉沦——评央视《大国崛起》专题片及丛书
·朱厚泽一眼看穿胡比江更坏
·战胜恐惧的“萨米亚特”式写作——兼论我为何批评温家宝
·温家宝恢复了爷爷的私立学校,却恢复不了民国教育的自由精神
·这个少将不是人,天蓬元帅下凡尘
·我为什么批评温家宝?
·莫道人人说影帝,西游演罢是封神——温家戏班中“跑龙套”演员的“绝妙好词”
·谁是中国的形象大使?
·温家宝正面回应《影帝》一书?
·温家宝如何取信于民?
·温家宝不是赵紫阳
·太平天子言德治,末代之君反三俗
·当总理,还是当地质专家?——评温家宝在江西、湖南水灾灾区的言行
·温家宝缺乏胡耀邦的真精神
·温家宝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吗?
·美国强大非偶然,“中国奇迹”是空谈——读《周有光百岁口述》-
·《钱穆全集》变“残集”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温家宝及历届中办主任的荣辱升黜
·“攻占台湾岛,活捉林志玲”
·温家宝是遇罗克的同龄人
·日本强硬派抬头,要求制裁中国
·我们需要听听渔民的声音
·我们在地狱,孩子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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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2000年11月中旬,我将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中国作家协会单方面撕毁毕业生就业协议。我今年7月自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拥有完备的手续。当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到的时候,却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官员公开声明他们撕毁协议的理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黑暗的幕后操作的。据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直接向作家协会施加压力,作家协会又向现代文学馆施加压力,这才使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

   不出我所料,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4个月之后,依然对此案没有明确的答复。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之后一周内,应当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如果不予受理,则需要给出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但是,由于我的案子黑白、是非一目了然,有关法律文件完全具备,法院无法给出能够成立的不予受理的理由。所以,法院采取了卑劣的“拖延”战术,我的律师已经多次前去交涉,但是接待他的法官表示说,由于积压的案件较多,让他“耐心等待”。殊不知,他让当事人“耐心等待”,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成为对一个所谓的“法治国家”的巨大讽刺。
   我的这一遭遇,仅仅是一年多来若干名知识分子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部分。从去年起,官方在惩治法轮功的同时,相继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围剿,并大大地加强了对传媒的控制。曾经担任过周恩来外交顾问的元老级人士李慎之先生,1999年底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激烈批判中共建政50年大阅兵“劳民伤财”。这篇言辞恳切的文章,一年多来,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人们奔走相告。对于八十高龄的李慎之,有关部门无可奈何。而对于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官方虽然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进行文字上的大批判和肉体上的伤害甚至消灭,但新时代却有新办法,这就是采取经济手段来进行制裁。制裁的最后一步,就是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和发表文章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因为多次呼吁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而受到保守派的嫉恨。今年年初,他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一个被官方收买的学生立刻写信给《光明日报》,用陈旧的马列理论对其观点进行猛烈攻击。《光明日报》在显著版面刊登次此信,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是有意的安排。以此为借口,刘军宁被驱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另外几位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如何清涟、秦晖、钱理群等人,在这几个月内,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当我意识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我开始了反击。首先,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谴责有关部门迫害知识分子的行径,表示将为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抗争。我的遭遇,既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受到严重侵害的典型事例,又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工作权以及相应的其他权益受到剥夺的司空见惯的“小事”。我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从而成为一个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如果没有互联网,传统媒体根本不可能报道,我也只好保持沉默。然后,我与律师和法学专家们多次磋商,开始使用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利。我对这场官司的结果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我相信,这是对中国法律公正性的一次考验。尽管我对最终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我坚信,只要每个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公民都奋起抗争,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在这一点一滴的努力中向前推进。
   大陆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正如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联、东欧的剧变,正如最近以来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剧变。我希望,大陆能够以台湾为样板,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由一党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变。大陆本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忧心忡忡,许多人充满了悲观情绪。
   今年以来,官方的新闻控制继续收拢,几十家出版社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最严重惩罚是将改革出版社等关闭。本来号称“朝阳产业”的出版业,萎缩到了十余年来的最低点。在10月份的南京全国书市上,人们没有发现一本有震憾力的社科和文艺类图书。许多官办的出版社,虽然到了连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的地步,但在新闻出版总署“关门”的高压下,依然不敢轻易地与个体书商合作出书。
   电视媒体更是官方控制的“重中之重”。日前,在地方电视台中改革步伐走的最快的湖南卫视,因为报道了有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曹思源等人参加的研讨会,而受到整肃。据说,最高层的领导人惊呼:“像曹思源这样的六•四分子,怎么能够在国家的主流媒体上露面?”此后,一名具体负责的副台长被撤职,对湖南卫视节目的审查也大大收紧。
   一方面是黑暗势力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又是黎明前的曙光已经显露。互联网的兴起和即将加入世贸的前景,给中国未来的变化增添了正面的可能性。对网络技术一窍不通的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居然召集一批技术专家,询问他们:“能不能安置一个像水龙头一样的东西,我们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彻底控制网络上的信息?”专家们纷纷摇头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官方还在努力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但这一企图是徒劳的。单个的网站可能会被封闭,但整个互联网上汹涌的言论自由的浪潮,却是任何政府和势力都无法遏制的。除非中国重新回到像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状态,拒绝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如果这样做,意味着中国自动放弃网络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将让经济雪上加霜,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哪个领导敢于冒这个险。
   去年10月,高行健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奖。这是一件让全球华人感到高兴的事情。然而,心胸狭隘的中国官方,却不允许国内任何媒体作正面报道。在新千年之交,官方赤裸裸地垄断资讯的做法,让那些即使是不关心文学的普通老百姓,也极其反感。互联网上关于高行健的讨论铺天盖地,“网络警察”防不胜防,而只能“望洋兴叹”。
   1989年以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加剧,维系一个社会安定的基本的公正性,已经完全丧失。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充满怨恨,这种怨恨很可能会转化为暴力。学者们可以理智地宣布“告别革命”,但这也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更为关键问题的是,如何变更中国特有的、不断孕育“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我认为,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商业化趋势双重压力下处境艰难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推动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和出版的自由;第二,参与教育改革,培养新一代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国民;第三,关注环保问题,阻止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以上三点,也正是我个人愿意肩负的使命。
   我相信,今天的黑暗尽管很深重,但它毕竟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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