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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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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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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黑暗

   
   黎明前的黑暗
   
   
   2000年11月中旬,我将正式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中国作家协会单方面撕毁毕业生就业协议。我今年7月自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拥有完备的手续。当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到的时候,却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官员公开声明他们撕毁协议的理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黑暗的幕后操作的。据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直接向作家协会施加压力,作家协会又向现代文学馆施加压力,这才使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

   不出我所料,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4个月之后,依然对此案没有明确的答复。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之后一周内,应当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如果不予受理,则需要给出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但是,由于我的案子黑白、是非一目了然,有关法律文件完全具备,法院无法给出能够成立的不予受理的理由。所以,法院采取了卑劣的“拖延”战术,我的律师已经多次前去交涉,但是接待他的法官表示说,由于积压的案件较多,让他“耐心等待”。殊不知,他让当事人“耐心等待”,已经严重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成为对一个所谓的“法治国家”的巨大讽刺。
   我的这一遭遇,仅仅是一年多来若干名知识分子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部分。从去年起,官方在惩治法轮功的同时,相继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围剿,并大大地加强了对传媒的控制。曾经担任过周恩来外交顾问的元老级人士李慎之先生,1999年底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激烈批判中共建政50年大阅兵“劳民伤财”。这篇言辞恳切的文章,一年多来,在海内外广为传播,人们奔走相告。对于八十高龄的李慎之,有关部门无可奈何。而对于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官方虽然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进行文字上的大批判和肉体上的伤害甚至消灭,但新时代却有新办法,这就是采取经济手段来进行制裁。制裁的最后一步,就是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和发表文章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因为多次呼吁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而受到保守派的嫉恨。今年年初,他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术报告,一个被官方收买的学生立刻写信给《光明日报》,用陈旧的马列理论对其观点进行猛烈攻击。《光明日报》在显著版面刊登次此信,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是有意的安排。以此为借口,刘军宁被驱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另外几位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如何清涟、秦晖、钱理群等人,在这几个月内,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当我意识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我开始了反击。首先,我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谴责有关部门迫害知识分子的行径,表示将为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抗争。我的遭遇,既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受到严重侵害的典型事例,又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工作权以及相应的其他权益受到剥夺的司空见惯的“小事”。我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从而成为一个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如果没有互联网,传统媒体根本不可能报道,我也只好保持沉默。然后,我与律师和法学专家们多次磋商,开始使用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利。我对这场官司的结果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我相信,这是对中国法律公正性的一次考验。尽管我对最终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我坚信,只要每个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公民都奋起抗争,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在这一点一滴的努力中向前推进。
   大陆的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正如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联、东欧的剧变,正如最近以来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剧变。我希望,大陆能够以台湾为样板,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由一党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变。大陆本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忧心忡忡,许多人充满了悲观情绪。
   今年以来,官方的新闻控制继续收拢,几十家出版社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最严重惩罚是将改革出版社等关闭。本来号称“朝阳产业”的出版业,萎缩到了十余年来的最低点。在10月份的南京全国书市上,人们没有发现一本有震憾力的社科和文艺类图书。许多官办的出版社,虽然到了连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的地步,但在新闻出版总署“关门”的高压下,依然不敢轻易地与个体书商合作出书。
   电视媒体更是官方控制的“重中之重”。日前,在地方电视台中改革步伐走的最快的湖南卫视,因为报道了有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曹思源等人参加的研讨会,而受到整肃。据说,最高层的领导人惊呼:“像曹思源这样的六•四分子,怎么能够在国家的主流媒体上露面?”此后,一名具体负责的副台长被撤职,对湖南卫视节目的审查也大大收紧。
   一方面是黑暗势力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又是黎明前的曙光已经显露。互联网的兴起和即将加入世贸的前景,给中国未来的变化增添了正面的可能性。对网络技术一窍不通的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居然召集一批技术专家,询问他们:“能不能安置一个像水龙头一样的东西,我们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彻底控制网络上的信息?”专家们纷纷摇头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官方还在努力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但这一企图是徒劳的。单个的网站可能会被封闭,但整个互联网上汹涌的言论自由的浪潮,却是任何政府和势力都无法遏制的。除非中国重新回到像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状态,拒绝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如果这样做,意味着中国自动放弃网络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将让经济雪上加霜,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没有哪个领导敢于冒这个险。
   去年10月,高行健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奖。这是一件让全球华人感到高兴的事情。然而,心胸狭隘的中国官方,却不允许国内任何媒体作正面报道。在新千年之交,官方赤裸裸地垄断资讯的做法,让那些即使是不关心文学的普通老百姓,也极其反感。互联网上关于高行健的讨论铺天盖地,“网络警察”防不胜防,而只能“望洋兴叹”。
   1989年以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加剧,维系一个社会安定的基本的公正性,已经完全丧失。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充满怨恨,这种怨恨很可能会转化为暴力。学者们可以理智地宣布“告别革命”,但这也只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更为关键问题的是,如何变更中国特有的、不断孕育“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我认为,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商业化趋势双重压力下处境艰难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当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推动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和出版的自由;第二,参与教育改革,培养新一代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国民;第三,关注环保问题,阻止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以上三点,也正是我个人愿意肩负的使命。
   我相信,今天的黑暗尽管很深重,但它毕竟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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