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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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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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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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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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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六•四”惨案之后十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向就是迅速走向奴才化,成为专制体制的帮闲、帮忙乃至帮凶。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是想“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还是想在学院和研究机构里安安稳稳地当教授和研究员,都不得不与专制制度达成某种“妥协”和“默契”,最低限度要对国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恶保持缄默。于是,在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市场经济的诱惑下,本来就没有信仰依托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没有成为阻止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的中流砥柱,反而成为中国社会最先、也是最彻底堕落的一群人。
   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我想以北大为典型个案来观察和分析。可以说,“五四运动”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北大一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向标”。在百年历史风云中,北大既充当过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中国的现代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发源地;又诞生过“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充当独裁者玩弄血腥政治游戏的工具。一百年来,中国文化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大的耻辱都清晰地记载在这里。那么,今天的北大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北大成为官方整治的重点。首先,从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红色院校”调入一群左派官僚。如吴树青、任彦申等人,他们在学校内实行法西斯教育手段,肆意摧残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其次,在校内发起清洗运动,将大批优秀学者赶出北大。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郭罗基、袁红冰等学者相继被赶出北大,他们的离开直接导致北大学术水准的直线下降、学术空气的沉闷压抑。第三,将此后连续四届的新生送入陆军学院实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企图完成对新一代的“洗脑”。一九九二年我考入北大的时候,“有幸”成为最后一届军训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项“掺沙子、挖墙角”的策略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此后十多年间的北大,被折磨得元气大伤、面目全非、乌烟瘴气。
   九十年代初,北大校方扩大了马列学院的规模。其实,所谓“马列学院”,人人都知道里面充斥着文科若干系科中淘汰下来的“劣质教授”。虽然这批家伙没有做学问的能力,但他们“不学”却有“术”,仅仅依靠敏锐的政治嗅觉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其威望再次提升。虽然邓小平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而已,并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但“第三代领导核心”们都纷纷标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此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加上保险套。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马列学院的教授们把握风向、揣摩上意,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出《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课程。这一举措果然遭到了高层的首肯和赞扬,立刻由教育部下令在全国高校中推广。于是,这些学者们因这次投机的成功而赢得高分,从教育资源的占有到个人的职称评定、住房分配等方面都斩获颇丰。
   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成为社会的“显学”,北大经济学也倍受瞩目。北大的某些经济学家拥有能够出入中南海的显赫权力。他们成为官方经济政策忠心耿耿的“注释家”,无论这一经济政策合理不合理、是否伤害底层人民的利益,他们都会运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为其涂脂抹粉,让它变得“花枝招展”起来。八十年代曾经为经济改革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厉以宁,九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为代表上层利益的“首席御用经济学家”。他的家族参与股市买卖,子女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豪。他又怎么可能说股市的坏话呢?当良知尚存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勇敢地说出大陆股市黑幕的时候,厉以宁纠结多名北大重量级经济学家,气急败坏地群起而攻之,奴才护主(当然护主也就护住了自己)的忠心油然可见。林毅夫、张维迎等有留洋背景的“少壮派”经济学家同样也选择了这条道路。经济学没有良心会怎样?在今天的中国,玩弄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当然会步步高升。相反,经济学有了良心会怎样?何清涟就是少数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她在国内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因为无法忍受安全部特务的骚扰而逃亡美国。让人忧虑的是,在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北大经济学被当作北大文科的代表,无数青年学子正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些丧失了良知却获得了权力与金钱的导师们“高歌猛进”。
   北大法学的境况也不妙。以“法治资源本土化”的学说暴得大名的朱苏力,不仅成为北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而且迅速荣升法学院院长。其实,朱苏力所说的“本土化”,并非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是给中共的恶法盖上了一层遮羞布、并从学理上阻止西方宪政制度的引入。朱苏力从来不去关注那些被凌辱、被戕害的普通公民的命运,而只会在象牙塔里琢磨他那“应帝王”的学问。这样的法学家,自然会获得中共的青睐和重用。
   北大生物系近年来在理科各系中名胜雀起,其原因不是本身学术成就的卓著,而是出了一个被誉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典范”的教授——陈章良。陈章良是九十年代初回国的较有分量的人物,因此被树立为“与党和政府亲密合作”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由北大生物学院院长一直做到北大副校长,并获得各种各样的政治荣誉。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陈章良也成为完美无瑕的“榜样”。有一次,在北大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他一走上主席台,下面的学生立刻掌声雷动。其实,陈章良本人劣迹斑斑,从剽窃加拿大学者的学术论文到对“恐龙蛋”大放厥词,在业内遗为笑柄。但是,由于他不再是一个学术人物,而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他的诸多丑闻都被有关方面遮掩过去。最近,社会学系王铭铭将译著中的多个章节移用到自己的著作中,被揭露之后成为学界的笑话。而比王铭铭更加恶劣的陈章良却依然金枪不倒,至今还在台上风光着呢。这就是在上层有没有“背景”和“靠山”的区别。两相对比,给中国的学者们也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课。
   以上谈了四个系科中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都与特权阶层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其实,整个北大的发展趋向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再扩大来看,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总体状况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近年来,从迫害法轮功到驻南使馆被炸之后的反美狂潮,从中美飞机撞击事件到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知识界都有所谓持“中立立场”的学者粉墨登场,著书立说乃至直接在电视上露面。他们或者是科学界的“泰山北斗”,或者是“学贯中西”的“国际问题专家”。这些有社会威望的人物主动充当中共的传声筒,悍然代表民众意志,误导舆论,颠倒黑白。于是,受到愚弄的青年学生也慷慨激昂地反对法轮功、反对美国、反对西方,进而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俘虏。
   在今天中国深重的危机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应当是唤醒沉睡的民众,正如国歌中所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然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在审时度势之后放弃了这样的使命。因此,他们也就不配做知识分子了。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他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私利之上的。”知识分子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来为社会提供他认为最合理的历史选择。而萧功秦教授在《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也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总觉得这些问题与困境需要他予以关注、思考与批判,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觉得于心不安。他总是关注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症结与起源,并力求运用自己的心智,为发现与解决这些时代性的问题而作出自己的思想探求与选择。”在一群患了软骨症的奴才之中,我们呼唤出现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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