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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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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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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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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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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以保守著称的《环球时报》,近日发表头条文章《台湾当局钻进死胡同》,对台湾的若干政策进行猛烈攻击。该文指出:“近来,台湾新领导人内外交困,除其‘台独’立场不得人心外,当局官僚主义盛行的风气也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7月22日,由于暴雨成灾,4名工人被困在台嘉义县的八掌溪中。当时求援部队互相推诿,见死不救,4个人被困两小时后最终被湍急的溪水冲走。八掌溪事件在台湾岛内掀起轩然大波,舆论及民众对当局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台‘行政院长’唐飞甚至提出辞职,以承担责任。”
   《环球时报》显然将这一事件当作负面的典型来报道。但就在这一报道中,我却看出了相当正面的意义。唐飞的辞职当然有政治家“作秀”的成分,但也说明迫使他不得不“作秀”的是自由的舆论和强大的民意。唐飞毕竟还有辞职的勇气,他的这一行为多多少少表示出最高行政首长对公民生命价值的认可与尊重。

   反观大陆,近期接连发生重大事故:武汉的飞机失事、四川的渡船沉没、广东的烟花厂爆炸、广西的公交汽车翻入河中,以及河北霸州和河南禹州警察杀害无辜市民等恶性事件。以上这些事件,死亡人数之众多、发生频率之紧凑、事态发展之恶劣,比之台湾八掌溪事件,更能够激起公众的愤怒和舆论的谴责。然而,这些事件相继发生之后,从地方官员到最高首长,并没有一个人主动提出辞职。在官员们看来,若为乌纱故,生命、正义两者皆可抛。许多地方官员推诿责任,封锁消息,钳制媒体,对死难者及其家属冷漠到了“冷血”的地步。他们缺乏对同胞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他们的态度用“草菅人命”这句古话来形容毫不过分。事件发生之后,官员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担责任、引咎辞职或者积极处理善后工作,而是竭尽全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准知情者向媒体传达真相,对外来的记者围追堵截,打出来的幌子却是“维持地方的安定团结”。当事情公诸于世之后,官僚体系便使出“舍卒保帅”的招数,县一级的领导抛出局一级的领导、市一级领导抛出县一级的领导、省一级的领导抛出市一级的领导,而这一抛出“替死鬼”的过程又被严格地限定在高层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读到台湾八掌溪事件的报道,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作为一个大陆的公民,其生命更是轻如鸿毛,其尊严更是无关痛痒;而作为一个大陆的官僚,其脸皮更是厚颜无耻,其心肠更是毒如蛇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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