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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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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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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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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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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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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香港已经回归三年了。但是,在“祖国母亲”的眼里,她依然像是一个“曾经被外人抱养过的孩子”,怎么看都不顺眼。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大陆某些人士看来,拥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香港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尤其是“不听话”的香港媒体,简直就是要用火眼金睛来监视的“阶级敌人”。
   今年七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本来已经办好各种手续,准备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报到。但是,突然之间被其上级单位——中国作家协会蛮横地拒绝。没有一个官员正式给出单方面撕毁协约的理由,却有人暗示我,我的“罪状”除了在国内报刊发表若干针砭社会现实的杂文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海外”的媒体上发表文章。然而,我与“海外”的联系不多,并没有在欧美和台湾的媒体上发表文章,仅仅为香港的报刊写了一点文字。对我来说,所谓的“海外”,指的就是香港。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香港不是回归了吗,不是成为“伟大祖国”的一部分了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大陆的写作者,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难道就构成了一大罪名?
   其实,我选择的香港媒体,几乎都是比较中立的媒体,如《明报》、《明报月刊》和《亚洲周刊》等。在大陆,媒体无一不是“官办”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们即使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人民也只能默默忍受,最多把耳朵捂起来。近日前,南斯拉夫发生人民起义,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政权,这一事件令长期宣传“中国人民是米洛舍维奇的好朋友”的大小御用媒体尴尬不已。报道还是不报道呢?报道嘛,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报道嘛,今天的网络已经四通八达,封锁新闻不再可能。大陆的媒体很难有客观公正的报道,这是政治体制的制约。而在香港,在这个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纠结、角逐的弹丸之地,要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很欣赏那些客观中立的香港媒体,也非常乐意为它们撰稿,将我个人对大陆社会现象的看法传递给香港读者。
   香港回归以后,我接触了一些到北京采访的香港的媒体工作者。他们都对采访的艰难表示困惑,许多党政人员戴着有色眼睛看待他们,人为地制造诸多藩篱。我个人最近的遭遇更是一个证明。这种对待香港的暧昧态度,体现出某些人士根深蒂固的冷战心态以及对抗世界民主化潮流、以舆论为一己之喉舌的落伍思维。
   今天,要真正让香港融入“祖国的怀抱”,大陆应当改变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暧昧态度,并逐步接受舆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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