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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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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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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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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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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当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略罪行之后,中国政府仅仅发表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权力机构,几乎都是由亲日派所主持的,他们当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搔首弄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举行全民公决的前提下,悍然“代表”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而今,中国政府却像乞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日本施舍的日元贷款——为了这点贷款,钓鱼岛也可以不要了。
   对于日本的教科书事件,韩国的反应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4月9日,韩国采取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大使将暂时呆在国内讨论教科书问题”。韩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指出,日本的教科书是“事关韩日关系基础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韩国政府要求日本纠正被歪曲的史实,为达到此目的,韩国政府“不惜采取强硬的措施”。

   与政府的态度相呼应,韩国民众也开展禁用日货运动。汉城和釜山的抗议群众焚烧了一个日本人的肖像,并呼吁韩国人抵制日本生产的卷烟、电子产品和影视制品。
   韩国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韩国对日本的态度从来就是正义凛然的。韩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即使在经济尚未腾飞的时候,它也没有放过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声讨。相反,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却一直对日本态度暧昧。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毛泽东居然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感谢,认为日本的侵略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中共。他公然说,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三足鼎立”。毛泽东竟然将党派的利益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他才是最大的卖国贼。所以,毛泽东以下,中国历届领导人对日本外交都显得无比软弱。
   古人云,外交应当“远交近攻”,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之中仍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中国政府却逆其道而行之,搞起了“远攻近交”。一次偶然的中美状机事件可以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军舰强行登上钓鱼岛甚至杀害一名捍卫钓鱼岛主权的香港议员,中国却默不作声。其实,原因很简单:与中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政府,它只需要同中国做生意赚钱;而美国人就讨厌了,他们老是要谈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忍无可忍了:人权是我们自己的人权,“干卿何事”?为什么非得让中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所以,与韩国有血性的、真实的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伪的民族主义。中国不敢用民族主义来应对面目日益狰狞的日本,却用民族主义来回击美国的民主和权、人权价值观。最后,酿成的苦果还得自己来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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