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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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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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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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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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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世界杯足球赛快要开始了,若干家报刊的编辑都来约我写球评。我一概拒绝,因为我从来对这种暴烈的运动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突然对足球表现出如火如荼的狂热来?然而,一旦捅破背后薄薄那层的窗户纸,大陆的任何报刊都不可能让我的文章发表出来。
   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和足球队冲出亚洲的两天晚上,北京市民彻夜狂欢、载歌载舞。虽然法规规定严禁在北京城内燃放烟花爆竹,但那两天晚上四处都是嘹亮的鞭炮声。即使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市民们都不敢如此“以身试法”。而警察却破天荒地不加干涉。这是自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仅有的两次未经合法审批而又被官方默许的、全市范围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的游行活动。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铺天盖地的旗帜、口号、笑容和眼泪的时候,恍然以为是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然而,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中国人对足球的关心似乎大大超过了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关心——这至少是一个表面的事实。小小一个足球,数十年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为何物,今天它俨然成为新时代至高无上的、全民膜拜的巨型图腾。在两个时代痛楚的断裂中,我发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极度病态和公众心理的极度扭曲。

   足球这个“泊来品”为何能够在中国获得“加冕”?在我看来,在今日中国,足球至少充当了三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第一、它是普通百姓发泄情绪的“泻洪口”;第二、它是民族主义思想凝聚的“杀手锏”,第三、商业大鳄捞取利润的“摇钱树”。因此,从高层到底层,从南方到北方,这个黑白分明的小球都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首先,在一个封闭社会里,足球是老百姓宣泄情绪的“泄洪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的市场化政策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毛泽东时代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和高度压抑。“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状态结束之后,中国悄然进入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尽管经济模式发生了质变,但政治形态依然是僵化顽固的一元化的党化国家。国内大大小小的传媒都严密掌控在党的宣传部门手中。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尽管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任何表达的渠道。在长期的郁闷中,老百姓需要一个所谓的“泻洪口”(也就是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足球恰恰最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于是,官方便恩赐给大众这个“泻洪口”,让大家沉溺于其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各自的情绪。奴隶当然要为此而对奴隶主感恩戴德:我们多么幸福啊,还有观看足球的权利!谁说我们没有人权呢?
   其次,足球还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物之一。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案,不仅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走向民主化的机遇,而且彻底摧毁了建设了半个多世纪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大厦——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次败中取胜的“自杀”。两位摇滚歌手崔健和何勇分别唱出了“一无所有”和“垃圾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国人惶恐不安、无依无靠的心态。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官方开始意识到再也无法依靠旧有的共产主义学说来收拢人心(即便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们都不再是“主义”的信仰者,而仅仅是权力的分享者),于是他们找来找去,终于找出了民族主义(也即“爱国主义”)这张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的王牌”。在官方的鼓吹下,民族主义填补了马列主义消亡之后的巨大空缺,成为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足球以及其他体育活动,则成为民族主义的土壤上最灿烂的罂粟花。足球和体育不再是游戏,也不再是人体的健康和活力的体现,它们是政治,是国家荣誉的缩影。似乎一场比赛胜利了,中国从此就站起来了。小小的足球上,寄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这与八十年代“霍元甲热”的背景极其相似。因此,与前苏联和东欧这些极权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不惜重金扶持“宫廷体育”,宁可投入巨款打造金牌运动员,也不愿在建设公众体育设施方面花费分毫。一旦比赛胜利、金牌到手,便举国欢腾,一夜之间跳蚤变金龙。于是,无论是踢球者还是看球者,都是在一种失衡的、偏狭的、扭曲的心境中参与其中。足球成了当代义和团精神的表象之一。
   第三,足球腐败是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足球不仅是政治,还是商业,而且是大陆目前垄断最为严重的商业——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了电信、铁路、民航这些倍受批评的行业。近年来,对足球行业的批评日渐见诸于报刊。于是,有人乐观地说,这是新闻舆论唯一能够涉及的腐败行业。但是,媒体所揭露的依然只是冰山的一角。虽然球迷怨气冲天,但关于“黑哨”的调查结果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数以十亿计的“黑金”仍然无影无踪。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既熔铸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又牵动着人类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对暴力的喜好和对群体的向往。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个人在群体的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足球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群众活动。所以,暴戾而残酷的足球流氓中国有,欧美国家也有。
   基于上面的原因,我拒绝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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