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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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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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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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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近期,著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在其个人博客中,发表了《中国:你该如何纪念二战?》一文。该文在被其他网站转载时,标题被改为《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意在宣扬复仇》。该文较受争议的部分,在于作者认为日本人民也是二战的牺牲品,中国的复仇教育主导了对二战的纪念,是直接的反日宣传、仇日宣传。

   该文发表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葛红兵便收到了超过七百封充满诅咒的信。甚至还有网民把葛红兵的先人也拿出来抨击,“葛红兵的爷爷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葛日仁,一九四六年被国民政府正法,并没收家产”,“其父葛本浓为其起名葛红兵,本意一是向人民谢罪,二是想让葛家的人抬起头重新做人”。

   更有甚者,还有网民公布葛红兵的地址、电话,声言:“大家可以写信到他单位谴责;也可打电话或写邮件给他本人,骂死这个民族败类!这个狗汉奸!”据说,某些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们,计划到集体到葛红兵任职的上海大学抗议,让校方将其开除。

   在“网络民意”的巨大压力之下,葛红兵被迫删去了这篇文章,并就此发表歉意。

   所谓的“网络民意”,就这样无比粗暴地剥夺了一名学者的言论自由,就这样自以为是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我个人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如何纪念抗战等问题的看法,与葛红兵既有相当的重合之处,也存在着若干分歧。但是,在这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面前,我愿意与葛红兵站在一起,与他一起承受铺天盖地的辱骂与打击,如法国先贤伏尔泰所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葛红兵的言论自由是不能被剥夺的,既不能被当局剥夺,也不能被“貌似正确的大多数”剥夺。当爱国被当作至高价值,成为迷信,成为迫害人的借口的时候,我不会以“爱国者”自居,而宁愿被归入“不爱国者”的行列之中。

   在今天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中日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反日”思潮近年来持续发酵,成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的价值。有人说,这是因为日方不断挑衅的结果。其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方的所作所为,并不比此前几十年更加过分,比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右派编写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等,并非自九十年代才开始。在中日两国“蜜月期”的八十年代,日本的右翼团体同样活跃,被中国官方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即多次参拜过靖国神社。在那个时候,为何从未听到过中国官方和民间有批评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反日思潮会持续升温呢?我个人的分析如下:首先,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惨案之后,中共当局迅速改变其宣传和教育策略,不再死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臭不可闻的意识形态,转而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企图以此重新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宣扬民族主义,必然要树立“敌人”,寻找一个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所说的“公共污水沟”。这个“公共污水沟”,既可以转移国民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也可以成为统治者扩大权力的充分理由。于是,在近代历史上与中国有过惨烈战争、并在反省战争历史方面存在严重欠缺的日本,便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靶子。以中共当局的意图而言,他们才是最希望日本官方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如果日本官方没有那样做的话,他们反倒没有了借口,难以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来。

   其次,随着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中日之间的经济地位逐渐发生易位。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中方迫切需要获得日方的贷款、技术等,遂不惜主动向日方示好,并承诺在历史问题上“宜粗不宜细”、“一切向前看”。而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当中国财大气粗,成为外资争夺的“香饽饽”的时候,日本的投资和技术便不再那么重要了。于是,向日本“说不”终于成为可能。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对日本“说是”或者“说不”,都出于功利主义考量,而不是基于正义的原则和尊重历史的原则。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舆论,所谓的“民间舆论”全部都在官方的控制、引导和操纵之下。官方不喜欢的民间舆论,便可以立即让其消音;而官方喜欢的民间舆论,便给予其鼓励与纵容。比如,官方不会批准其他任何理由的游行示威,惟独以反日为目的的游行示威,能够在军警的眼皮之下“自由”地实现。

   反日、反美、反台,是中共当局导演的、部分民众出演的一出“木偶戏”。这样说也许伤害了某些爱国志士的自尊心。但是,我想反问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并没有权利来捍卫被强迫拆迁的房产和被掠夺的土地,却可以“自由自在”地骂日本、美国和台湾,这样的自由难道不是一种扭曲的、畸形的自由吗?如果仅仅因为对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提出非议便受到暴力威胁,那么爱国背后正义的根基便荡然无存了。

   民族主义是一柄危险的双刃剑。中共当局制造反日思潮,固然能裹胁大量单纯的青年人参与其中(我本人也曾是此种教育宣传的受害者,也曾对日本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我早期的文字中便可以发现这一点),却并不能真正打击对手并让自身强大起来。昔时义和团盲目排外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国人却并未从血雨腥风中清醒过来。义和团的思维方式和言行方式,依然残存于许多国人心中。即便是一些号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将反日思潮当作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以维权人士自居的范亚锋、郭飞熊、陈永苗等人,便曾经是反日活动的参与者和策划者。他们企图通过掀起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达成民主宪政的结果。这一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能将中国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

   我深信,中日关系终将迎来“破冰”的那一天。中日之间的对峙、隔膜和仇恨,对两国的长期利益而言并没有任何好处。如今,东亚地区是一个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火药桶”,台海冲突、中日对立、韩日争端、北韩核武化等,均是该区域内国际安全的重大隐患。如果中日之间能真心诚意地缔造根植于两国民众心灵深处的和平与友好,那么两国才能携手创造亚洲长久的稳定与繁荣。

   这种转变如何才能启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前车可鉴即为欧洲的法德、英德关系。很多人认为,二战之后,法英原谅了德国,是因为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国下跪赎罪。葛红兵不这样看,他认为:“德国所有的罪孽,都是不可以用‘下跪’这种形式来得到抵偿的。真正使德国得到原谅的原因,是受害者的宽容和谅解。中日之间关系的解决,最终在于中国。中国对日本的原谅,才能构成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无论日方抱着怎样的态度,都不构成和解的先决条件,这是我的一个本质看法。这样说并不是让我们忘记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过,而是说由于日方在过去的罪孽过于深重,而以致于自己都无法从中解脱,这才需要我们的谅解。”我同意这一看法:爱那些可爱的人,并不对人性构成挑战;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才能让自身进入一种更高尚的境界。日本固然难以让我们感到“可爱”,但爱那并不可爱的邻居,正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人性升华的标志。

   让中国人爱日本人、宽恕日本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让中国人爱身边的同胞,难道就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吗?中国文化强调,“有仇必报”才是君子、才是大丈夫,宽恕则是一种历来都遭到否定的价值。中共当局更是以仇恨当作其夺权与掌权的民众心理基础,如葛红兵所说:“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所有的教育也都是指向‘仇恨’的。比如说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因为我们要论证执政的合法性,帝国主义的仇恨是以美日为代表的;然后又指向阶级仇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仇恨;接着是管理者和统治者和被管理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仇恨…… 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仇恨教育,这导致中国人不会原谅别人。如果中国人不学会原谅,不学会爱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和日本真正和解。”当我们处于只会恨的状态,我们便成为恨的奴隶;而那些鼓动我们去恨的人,则狡猾地充当傀儡戏的操纵者。

   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是拥有充实的自信心和宽恕的力量。我们说去爱日本人、去宽恕日本人,不是在日本人先学会爱与宽恕的前提下才去实施。我们虽然是受害者一方,但我们可以比加害者一方更早地摆脱仇恨的捆绑。我们可以选择悲悯地、同情地看待日本和所有“仇敌”的视角。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可以通过仰望上帝获得一种高于加害者的生命状态。爱与宽恕,跟恨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的,爱与宽恕居于恨之上。在此,葛红兵提出了石破天惊的建议:“我提出一个极端的意见:即使日本不悔罪,即使日本不补偿,我们也要原谅罪人。只有中国先原谅了日本,才能帮助日本认识到他们的过错。一个仇恨的民族,是得不到世界的认可的。中国给世界的感觉是有威胁的、好战的,比如说台海问题不放弃使用武力,都跟我们的仇恨品性有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人人都是罪人,那么这个建议便不会那么石破天惊了:爱人如己,也就包括爱仇人如己;爱人如己,这样的爱是不需要回报的。

   我在这里强调爱与宽恕,并不意味着遮蔽抗战的历史,忘却抗战的先烈,以及不再谴责战争制造者的邪恶。宽恕与揭示真相紧紧相连,没有真相便没有宽恕,没有宽恕便没有未来。在直面残酷的历史真相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同意葛红兵提出的让孩子们远离血腥的历史资料的意见。葛红兵认为,大陆各地为纪念二战展出大量血腥图片,不利于广大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类观、战争观,容易伤害他们的心灵、心智。这种看法似乎是出于保护孩子天真无邪的心灵,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们洞悉人间真相的权利。孩子要获得健康成长,不仅要让他们沐浴着阳光长大,还要让他们正视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间犹太大屠杀博物馆,其陈设复原了当年纳粹集中营的房间、刑罚等,其黑暗与邪恶,让人触目惊心,甚至目不忍睹。许多家长和老师都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并向孩子们仔细讲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因为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页,孩子们需要了解全部的人生与世界。反之,如果将孩子局限在一个只有光明而无黑暗的“美丽新世界”中,并不利于其健康成长。

   但是,葛红兵批评当前由中国大陆官方主导的抗战纪念活动背离了“非战”的目标,无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理应保护葛红兵的言论自由,因为这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对手。当雅典不能容忍苏格拉底的时候,雅典的末日就来临了;当爱国者们企图用非法手段来压制葛红兵的言论自由的时候,爱国也就堕落为一个剪除异己分子的借口,爱国者也就堕落成“爱国贼”。那些企图剥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的人,其思维方式恰恰与日本右翼暴力团伙和德国新纳粹光头党一模一样。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等战争贩子,其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不正是要消灭那些跟他们的观点和观念不一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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