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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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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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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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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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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余华的奴性

   
   余华的奴性
   
   余华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中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对中国社会的苦难作了冷静而不失悲悯的描述,是近年来少见的佳作。然而,他在意大利的两篇谈话却让人极度失望。
   在发表于《中国作家》的访谈中,余华在这样谈到文革:“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段丰厚的历史,这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就像疾病会带来免疫一样,文革之后,我们的民族获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另一方面,这段历史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上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了,就是平庸的时代只会造就平庸的作家,我庆幸自己曾经在一个不平庸的时代生活过。”他很感谢文革给了他一笔“财富”,而忽略了成千上万被浩劫剥夺了幸福和生命的个体。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对文革的根源进行深层次的情理,所以文革的幽灵依然徘徊在我们的身边——不久前对法轮功的批判,使用的完全是文革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我们没有获得真正的免疫力,我们依然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获得了免疫力,难道我们就应当歌颂疾病吗?80年代中国文化的短暂繁荣,并不是文革所赐予的,恰恰是对文化专制的逆反。就在余华所说的那个“不平庸”的时代里,除了最高领袖毛泽东以外,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每个公民个人的一切权利都没有基本的保障。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如果余华恰巧沦为那个被吃掉的人,他还会如此“庆幸”吗?

   对于毛泽东,余华如是说:“毛泽东的英雄史诗进入合唱部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位舵手希望在社会各阶层中重新创造一种平衡,但后来局势逃脱他手中的控制,时代总是比个人更加强大,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场悲剧。在城市造成的后果是残酷的,然而在农村,尽管情况也很悲惨,但是毫无疑问比城市好得多。”文革根本就是上层血腥的、卑鄙的权力斗争,与“英雄史诗”无关。按照余华的说法,是领袖的设想太伟大、太超前了,愚昧的民众领会不了领袖的意图,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而领袖是想好心办好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奴才思路:所有的错误都是奴才们的,领袖永远英明正确。就文革的残酷性来说,农村显然超过了城市。城市毕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馑,而农村在统购统销政策的压榨下,饿死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仅河南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万人。据说余华有过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他居然还说“毫无疑问”,真的“毫无疑问”吗?
   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根深蒂固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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