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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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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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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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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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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真话与饭碗


   真话与饭碗
   2001年1月2日,《成都商报》头版报道了南充地区蓬安县发生的一起重大车祸,县委副书记赵从容撞死三人之后逃逸。新年伊始,这则新闻震惊全川甚至全国。
   现场目击者李学明、潘朝阳、刘学成等告诉记者陈清,在2000年12月31日下午2点多,他们正沿着从蓬安到南充的省干道公路往家里走,一辆车牌号为川R11369的越野车,在一连撞倒3根路桩之后,又连接撞倒3个大活人。其中,两人被撞下3米多深的路边岩沟,妇女吴碧珍当场气绝身亡。事故发生以后,肇事者不仅没有停车救人,反而猛踩油门向南充方向逃逸。

   “撞死人了!快停车!”现场数名群众大声呼喊着追赶肇事车,潘朝阳等村民更是奋不顾身地拦下该车。此时,三菱车已经冲离现场500多米。
   “拦我干啥?这是县委的车。”这是赵从容下车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他一边猛打手机,一边往南充方向匆匆行走。走出1000多米之后,赵再次被愤怒的群众拦下。
   “拦我干啥?我是赵书记!”赵依然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也丝毫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群众更加愤怒了,纷纷将他围住。然而,赵从容根本不予理会,一副有恃无恐的派头。果然,不到半小时之后,一辆豪华小车奔驰而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赵接走。
   此时,人们才发现,被撞的3人中,除了吴碧珍已经死亡外,其他两人还有呼吸。但是,肇事方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在近一个小时之后,人们才拦下一辆出租车,首先将伤势较重的杨素碧送往医院。又过了半小时,人们才拦下第二辆车,将死者吴碧珍正在念初三的儿子杨明泉送往医院。然而,由于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加上抢救不力,下午4点多,两人相继死去。
   吴碧珍和杨明泉母子双双死在了“父母官”的车轮下,而他们唯一的亲人——孩子的父亲还远在上海打工。惊闻噩耗之后,这位可怜的汉子正在四处筹集回家的路费。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片刻之间就毁在了醉鬼书记的车轮之下。那位远在他乡的丈夫、父亲,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厄运?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而是冷血官僚对公民生命的残酷戕害。
   记者陈清采访了新园乡的党委书记周瑜明。周透露,赵从容副书记是12月30日到新园乡搜集素材的,他准备回南充参加该市“三个代表落实情况”的汇报。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中共中央提出所谓“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个赶着去参加“三个代表”会议的地方官员,居然犯下了草芥人命的罪行,一连夺去了3条鲜活的生命。死者之一,是一名年仅十五六岁的、正处于如花似玉好年华的少年。一个腐败而专制的党,真的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吗?他们连基本的生命都不能保全,又有什么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呢?中共因为劣迹斑斑的人权记录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时,信口雌黄地辩解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如此“人权”,与“猪权”、“猫权”、“狗权”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太可怜了,他们连“猪权”、“猫权”、“狗权”都不配拥有,他们连“生存权”也不能充分享有。吴碧珍母子只不过是这些悲惨地死去的普通公民中的两个而已。
   而在那些长期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们看来,参加“三个代表”的会议当然比抢救百姓的生命重要了——如此“代表”,难道不是强奸民意吗?
   记者正是出于对这类冷血官僚的愤怒,才决心揭露真相,将隐藏在角落里的罪恶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然而,2001年1月1日傍晚,记者写好报道,前往蓬安县邮局、县招待所等处准备用传真发稿时,却被告知,负责发传真的人不在,不能发。几经周折,稿件终于送达《成都商报》,于第二天正式刊出。
   责任编辑在报道后面附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根据该解释的规定,赵从容造成3人死亡,而且他的行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可以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该司法解释还规定,交通肇事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办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而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那么,那辆将赵从容“抢救”走的车辆上,究竟还有何方神圣?究竟是谁派出这辆小车将肇事者接走?
   这天的《成都商报》,在成都报摊上几乎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人人争相传阅。人们同情那三个死去的冤魂,人们谴责那残忍的官僚。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媒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地鲜血”的媒体,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青睐。然而,一个多星期以后,事情却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宛如一道晴天霹雳,打击在善良的人们的头上。
   1月11日的《成都商报》,刊登出一篇非同寻常的、特意加了“编者按”的报道。简短的“编者按”冷峻地指出:“本报2001年1月2日刊发的《县委副书记撞死三人逃逸》一文,因记者采访失误造成部分内容严重失实。为此,本报今日特全文转发《四川日报》1月10日《违规驾车造成三人死亡 县委副书记赵从容被刑事拘留》一文,并就本报部分内容的失实特向广大读者及蓬安县有关方面致歉。”
   《四川日报》的这则报道,对当时的情况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该报道指出,赵从容在事故发生之后并未逃逸,仅仅是因为车速较快,“车辆曲线向前行驶了79米才停住”。细心第读者可以分析:《四川日报》上的79米与《成都商报》上的500米,究竟哪个数据是真实的呢?由500多米一下子就变成了79米,简直就像孙悟空的法术。
   该报道将赵描绘成兢兢业业的“救人英雄”——“事后赵拿出手机先后电话通知了县委办驾驶员任天明、县交警队大队长杨刚、县医院院长张庭澍。随后,赵和围观群众先后拦住一辆长安面包车和中巴车分别将伤者杨素碧、杨明泉送往医院。约下午1点30分,县医院院长张庭澍在现场见到赵从容面色不好,怕出意外,叫赵先回县城。赵便乘县委办的小车离开事故现场。”于是,赵从容便由千夫所指的“魔鬼”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天使”,他真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从容不迫”地指挥抢救,不愧为见过世面的领导同志,不愧为去参加“三个代表”会议的优秀干部。
   然而,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读者都会发现,《四川日报》的报道漏洞百出、假话连篇、自相矛盾。这篇报道,对于赵从容的罪行来说,起到的只能是欲盖弥彰的效果。赵从容在事发之后的逃逸有两个阶段,一是开车的500米,二是下车后行走、奔跑的1000米。这两段距离,在《四川日报》的这则报道之中都变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汽车由于惯性冲出的79米。赵副书记难道是齐天大圣、百变金刚?而赵被官车接走、扬长而去,也被描述成先将伤者送走以后,才在医院院长的劝说之下离开——如此看来,赵对于伤者真可谓“无微不至”、“大慈大悲”了。
   在《四川日报》的报道中,县医院院长这一角色的出现,也令人感到纳闷:如果肇事司机不是县委副书记,堂堂院长大人会亲自来到现场吗?很显然,院长大人来到现场,不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抢救车祸中的伤者,而是来保护书记大人的身体健康。院长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他发现肇事之后的副书记“面色不好”,“怕出意外”,便让领导先走,自己来断后,真可谓“奋不顾身”而“善解人意”——仿佛在这起事件中,书记大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才是最值得保护的国宝“大熊猫”。院长能够敏锐地看到书记的脸色变化,却看不到躺在公路骨肉模糊、生命垂危的受伤百姓,他的眼睛还真会“抓大放小”。
   报道还指出:“其间,县交警大队、县委办、新园乡干部、县医院救护车先后赶赴现场。”这里又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逻辑:如果交警是在赵离开之前到达的,那么他们为何不立刻将赵扣留起来,带回交警队讯问呢?赵何以能够当着众多交警的面,如同一名有功之臣一样,大摇大摆地乘坐县委的小车离开?交警人员对此理应负有严重的渎职罪。相反,如果赵是在交警到达之前离开的,那就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法盲,他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属于“逃逸”——县医院院长的“建议”荒谬透顶,他并非执法人员,无权指示肇事者离开。
   另外,我还注意到,报道中显示,赵乘坐县委的小车离开,而两名伤者被搬上的车辆分别是面包车和中巴车。看来,书记就是书记,群众就是群众,即使书记是肇事的书记、夺去群众生命的书记,他还是有权力、有资格、有身份坐小车;看来,群众就是群众,即使是生命垂危、血肉模糊的群众,你们还是得认清自己卑微的身份,你们只能坐面包车和中巴车,县委的小车岂是你们乘坐的?县委的小车绝对不会参与对受伤群众的抢救。这就是一个号称“三个代表”的政权的所作所为!
   丑行是越描越黑的。老百姓不是官僚们所想象的那样傻。敏感的老百姓从先后迥然不同的两则报道中,隐隐约约感觉出了点什么。肇事者赵从容从冷血副书记摇身一变为爱民如子的“赵青天”;《成都商报》从敢于说真话、为民鼓与呼的先锋到不得不发文更正、道歉的“认错者”,背后究竟是谁在“扭转乾坤”?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成都商报》随即将撰写报道的记者陈清开除出报社,因为他的采访“出现偏差”、他的报道“严重失实”。陈清含泪离开了曾经留下他点滴汗水的报社。在大陆新闻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如果某一个记者因为“政治原因”被单位开除,其他任何媒体都不会、也不敢聘用他。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还存有一张说真话的嘴巴和一颗纯洁的良心,陈清就被权力那双看不见的手狠狠地砸掉了饭碗;同时,陈清被砸掉的不仅仅是《成都商报》这一家报社的饭碗,而且是成都乃至四川所有新闻媒体中的饭碗——他再也没有可能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记者的生涯了,如果还想活命的话,陈清就必须转行。
   究竟谁拥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偏偏要将黑的说成是白的,偏偏要重新导演一出“指鹿为马”的戏剧?
   就在1月2日的《成都商报》头版上,位于陈清的这篇报道上方的,是另一则喜气洋洋、莺歌燕舞的报道——《省委书记领跑新世纪》,省委书记周永康领跑成都元旦越野跑的大幅照片赫然在目,整整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版面。照片上,周永康领导大小官员笑容可掬地在跑步。两则报道紧紧相连,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视觉效果——恰好,这一天周永康阅读了这张《成都商报》,本来是想欣赏自己雄姿英发的模样,没有想到却看到了另一个书记先生的丑行。一个书记在领跑,一个书记在驱车“杀人”,这就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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