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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余杰文集序
   刘晓波

   还是在大连的监狱中,我初识余杰的名字和他的文字,妻子探监带来了他的文集《火与冰》。也许,妻子想让我从余杰的文字中读出了对八十年代的记忆,那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思想激情和启蒙热忱的时代,余杰的文字中也确实洋溢着与八十年代一脉相承的启蒙激情和批判精神。
   在六四后压抑的思想环境中,在人们只能借助于对金钱的贪婪和对高消费的攀比来宣泄欲望之时,在大众只能借助于小品化的调笑来填补精神空虚之时,在官方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堵住知识精英们的嘴巴之时,在知识界用“历史缺席权”为自身的懦弱辩护、用“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为借口逃避社会责任之时,在言说和行为完全分裂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之时……余杰的第一本文集《火与冰》的出版,立刻在知识界和青年群体引起强烈反响。我这个过来人,对于八九后一代颇为隔膜,但余杰的文字多少破除了这种隔膜。我被他的尖锐如冰的犀利批判所震动,为他对历史苦难的探根溯源所感动,也为他的青春自恋和对老师的溢美之词而悲哀。于是,我出狱后对“黑马丛书”的作者们的第一次发言,不是肯定而是批判,特别是对余杰和摩罗的批判很是尖刻。我承认,我是有意藏起了余杰的文字给我的安慰,想从反面刺激这批新崛起的知识人。
   后来,见到了余杰本人,我们之间居然没有论敌的仇视,甚至连第一次见面的尴尬也没有,之后的交往和共事使我们变成了以诚相待的朋友。他拙于口语表达,为人平和宽容,即便他在文字中常常直呼批判对象的名字,给人以苛责他人的感觉,但那只是因为国人习惯于拐弯抹角的言说,习惯于文人恶斗所养成的思维,反而不习惯甚至不容忍直白的实话实说,经常把思想论战等同于人身攻击。而余杰,他对具体的人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的所有批判性文字只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因文字上的论争而祸及人身。
   余杰恰逢其时地崛起于世纪末的中国景观之中,这种世纪末景观在更深的意义上绝非物理时间的尺度,而是民族精神的衰败的广度和深度。故而,余杰的出现既是一个异数,也是一种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冲击,万马齐喑的舆论环境需要锐利呐喊的刺痛,刻意制造出的繁华盛世需要批判勇气的警醒,被淘空的记忆需要真实历史来喂养,灵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润,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爱的温暖。
   余杰不同于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的特异之处还在于,他从自己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的亲历中痛感到:在一个独裁社会中,对于维护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和尊严来说,即便是诚实的言说,仅仅坐而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起而行的勇气。当他因言论而被中国作协剥夺了工作权之后,他从为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开始,不断地为无辜者受害者向独裁制度发出挑战。他为同龄人杨子立等人的无辜被捕而大声疾呼,他为刘军宁、秦晖和钱理群等自由知识分子的被整肃而鸣不平,他为官方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而发出公开信,更为弱势群体的被歧视被迫害而呐喊……而且,在大多数知识分子有意回避与被监控的政治敏感人物共事的环境中,他却有意与这些边缘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和他们一起签名向政府呼吁改善人权。他还在境外媒体中发表了大量在国内无法公开发表的时事评论,他直呼其名地呼吁朱鎔基总理尊重民主,如同他在国内发表的文化批评中直呼众多社会名流的名字一样。
   为了使批判具有建设性的精神维度,余杰转向宗教寻找精神资源,在这本《拒绝谎言》的文集中,他多处引证《圣经》和宗教圣徒特雷莎修女、神学家朋霍费尔、圣雄甘地、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言论和行为,引证把反抗极权主义与宗教的超越精神结合起来的哈维尔、索尔忍尼琴等人的言论。这说明,在当下中国的惟利是图盛行的无灵魂状态中,余杰不满足于批判,还要寻找填补信仰空白和伦理荒漠的精神资源。这种倾向,不仅是余杰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我在1999年出狱后,借助互联网又陆续结识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象任不寐、摩罗、王怡、安替、杨支柱等人,他们与八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现存制度的勇气;他们也具有不同于八十年代的自由分子的自身特质: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方便传播自由主义常识;二是具有强烈的对超越精神的渴望。他们在批判传统和现实、反抗言论管制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转向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寻求终极关怀和超越价值。
   我非常理解这批青年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因为中国文化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功利原则,最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儒家的重义轻利,实际上与超越价值无关,它既是“以礼吃人”的牧民之具,也是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口红——把小人包装成君子、把独裁装璜成仁政。特别是:当毛泽东时代的高调乌托邦破产之后,邓小平就连意识形态口红也不要了,而是高唱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猫论”,当代中国的做人指南,除了利益,再无他顾。头上没有星空,周围没有法治,心中没有道义,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无信者无畏。所以,那些知识渊博的文化人,才会以充当得宠的高级幕僚和御用文人为荣,才会在评奖游戏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且不断破门赢球,才会肆无忌惮地把无道义当学术、把剽窃当成果、把假文凭当学历、把犬儒当聪明……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水准之下流,正在向最无耻的官场看齐。
   正是在这样的道德背景下,新一代自由知识分子转向了对超越价值的寻求——既为自己的自由信念寻找超世俗的价值支撑,也为新制度的建立寻找文化的和伦理的依托。他们希望以宗教性的爱弥合仇恨造成的人性分裂,以宽恕改造唯我独尊的霸道态度,以谦卑和敬畏矫正既无知狂妄又自卑自贱的传统人格,以非暴力反抗来改造代代相承的暴力崇拜,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来摈弃犬儒主义和冷漠麻木,以普世道义对抗愈演愈烈的狭隘而功利的民族主义。当灰暗的现实令人沮丧之时,个人面对神圣信仰的祈祷和自省,使其在内心深处保存着道义责任和乐观希望。
   但是,我也有某种忧虑:这种对基督教对神圣价值的追求,是否会变成真正的精神资源,而不沦为文化新贵的“精神白领”——如同自由主义言说沦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过眼烟云的时尚。对超越价值的敬畏和勇于承担的良知,必须践行才有真正的道义力量。如果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也好,信仰也罢,既不是道义,更遑论力量!
   余杰曾以专文向朋霍费尔献上他的敬畏之情。面对牢狱和绞架,这位圣徒始终平静地微笑着,因为他的灵魂被神圣的价值和对上帝的祈祷所充满:他悲观,为了使幸福不至于变成甜蜜的毒药;他乐观,为了让未来不至于落入恶棍之手。而在当下的中国,物质上的小康幸福正在变成精神毒药,普遍的麻木正在纵容独裁下的邪恶肆无忌惮地挥霍和透支未来。
   凡独裁者皆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反抗独裁的有效方式就是从每个人的不说谎开始。在靠谎言支撑的中共独裁秩序中,余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效应,绝非因为他的文字多么高深多么漂亮,而仅仅是因为他诚实——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所想,凸现了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学术包装所歪曲所遮蔽的常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独裁制度已经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于连做人的起码底线都被践踏,人性的基本自律变成险象环生的畏途。于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和言说的诚实——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有人甚至制造出多种言说方式来为沉默和不诚实辩护。
   当对共产乌托邦的狂热盲信崩溃之后,在资本和独裁权力狼狈为奸的时代,国人什么也不信,却相信谎言的力量——谎言可以给人带来安全、财富、权力甚至荣誉。当靠谎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识人身体力行之时,他们也许暂时逃过生活困扃甚至肉体毁灭的灾难,而且还能活得像个体面的有产阶级,但是整体的精神毁灭之灾难便在每个人的参与下不可避免地降临,知识人也就沦为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精神乞丐和知识掮客——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象俘虏高举双手一样地交出自己的灵魂。对这种普遍的精神灾难,说谎者们的最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太强大。我也痛恨说谎却不得不说谎,我甚至就是近于绝望地说谎。”多么无奈而诚恳的表白,多么令人同情的处境,难道这样的说谎者不值得原谅吗?
   不!不值得原谅!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暴政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暴政要求人们的自我作践,它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而只要求人们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威逼利诱、放弃对人性的践踏、放弃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强大且道貌岸然。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言说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是的,我们不需要高调,做不到绝食、自焚、公开发言,但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我们多么勇敢多么高尚,而在生活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是对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颠覆。如果在六四大屠杀过后的大清查和效忠表态运动中,不必有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参与说谎,不出卖良心,不写交代和检查,不做效忠表态,暴政就不可能支撑到今天,更不可能还显得那么成绩卓著。
   余杰成名于诚实的言说,而他的这本《拒绝谎言》却只能在海外出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一党独裁是多么害怕诚实的言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对言论自由的扼杀是多么严厉,遍布谎言的社会又多么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能够实话实说,我们当下的精神处境又是多么怪诞:一方面是对诚信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是普遍地践踏诚信。即便如此,准备为诚实付代价的人仍然可以抱有乐观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渐地拓展实话实说的领域。余杰在非政治领域的诚实使他成为文化名人这一事实,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在内心深处是厌恶谎言而期待诚实的。在政治恐怖和利益诱惑之下,当人们出于既得利益而在外在言行上与谎言制度合作之时,这一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腐烂。这种人性分裂和精神悖论,既标示出目前中国的伦理危机的可怕深度,也提供了对中国前途抱有乐观信心的人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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