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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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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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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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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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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但愿闹不再重演
   ——致网友的公开信
   
   我的《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之后,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对于网友们的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个人认为,网络所带来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最终将把专制与独裁的力量卷进历史垃圾堆,从而大大地加快全球民主化进程。

   网络上网友们的各种意见,让我有了反观自我的机会。许多批评意见是诚恳而善意的。英国诗人赖特说:“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我很高兴能够拥有无数个在网络上一同向着民主和自由前行的朋友。我愿意将我几天来的一些想法与朋友们作一次沟通与交流。
   第一,关于个人的工作权利与人权问题。
   诚如某些网友所说,我个人的遭际比起目前中国的许许多多农民和失业工人来,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当把焦点对准别的、更值得关注的地方。2000年9月27日,在贵州六盘水地区木冲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难矿工一百多人。他们生命的价值何在?这一消息给在矿区长大的我以巨大的震憾。我的父亲在矿区工作十多年,是一名与工人一起下井勘探的工程师。幼年时代,我与母亲日夜笼罩在失去父亲的恐惧之中。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生命被官僚们忽视和漠视得轻如鸿毛。这段生活经历奠定了我整个的写作姿态和价值立场。而在今天,我遭遇到了不公正,正是因为我替“沉默的大多数”——包括父亲的工友、当年那些把我抱在胸口的矿工叔叔们——说出了几句心里话。
   近半年来,遭遇到与我相似的命运的还有其他几位学者:刘军宁、秦晖、何清涟等。对于降临到自己身上的迫害,他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我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时,我认为,作为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理应比前辈多迈出一步。我们应当勇敢地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关注那些面临更加严峻的境况的同胞们,关注他们那被损伤得更加严重的权利。有的网友表示,不宜将此事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对此,我不敢苟同。由于长期单一化宣传的结果,“人权”这个词在中国居然被赋予了贬义。一提起“人权”,人们几乎是谈虎色变。其实,在我看来,“人权”是一个崇高的字眼。尊重人权的国家比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好,这至少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常识。而要实现广泛的人权,就得将人权观念根植在每个公民的心灵深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工作权利显然是我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郑重地使用着这个词汇。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谈论人权、并在实际生活中增强人权意识,而不应该一看到这个词就感到恐惧和颤抖。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善,不是靠外部力量的压力,而是靠每一个公民自己的坚持、奋斗与抗争。
   第二,关于“民间”的“真伪”的问题。
   网络上关于民间与体制的讨论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选择去现代文学馆工作,是否就意味着妥协和被“招安”呢?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鲁迅先生曾经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科级官员,并一直领取由蔡元培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拨给的津贴。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鲁迅先生思想和文字的批判性。鲁迅先生知道,他领取的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所有公民的纳税的钱,而不是不干不净的“黑钱”。他的薪水不是某一政府给的,也不是某一政党给的。所以,鲁迅先生一边领着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薪水,一边痛斥国民政府的独裁专制,并在“三•一八”惨案中挺身而出。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名在专业上成就斐然、在专业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的优秀研究生,毕业之后受聘于现代文学馆,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取合理的工作报酬;业余时间从事个人写作,尽一个文化人对时代的责任。难道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吗?当初我与现代文学馆的领导面谈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只要我加入文学馆,就必须停止杂文写作。而在我个人看来,我业余的写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完全由我自己承担,与文学馆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是否拥有这份研究性质的工作,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归依。其实,我所选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文学馆是一个相对单纯的研究机构,而作协却是一个官僚组成的集团。我的个人身份以及我的写作,与作协一直毫无关系。不幸的是,文学馆是作协的下属单位。这才导致我与作协之间的劳动纠纷。
   所谓的“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划分,在现阶段的中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官方”无所不在。难道当自由撰稿人就真的“自由”了吗?中国的哪家报纸、哪家刊物不是“官方”所有的?那么,在没有一家私人媒体的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民间”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在“官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该不该在“官办”的出版社出版著作?
   我认为,看待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向度和精神立场,关键看他的文字与言论,是为民众的权益呼喊还是为专制的力量服务,而不应当看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中。刘军宁先生曾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这一职位算很“官方”的了吧。但正是呆在顶级的“御用”型文化机构中的刘军宁,对民主和宪政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研究。他后来被迫离开社科院,个人的生活处境发生了变化,但他的思想仍然一以贯之。
   第三,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问题。
   三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匍匐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人格不独立、精神不独立、思想不独立,均缘于经济不独立。他们只好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行。在50年代,体制对个人的控制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你是学界泰斗、还是文化大师,如果不属于某个“单位”,没有户口和粮食本,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推展,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完全依赖于“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敢于站起来谴责作家协会的违约,并承担完全失去这份工作的后果。同时,我也知道我将付出多么大的牺牲、面对怎样的困境。这些年来,我在官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写作。我六本著作中,发行量最高、多达30万册的《火与冰》,如果按照版税支付稿费,将是60万元。然而,最后我得到的稿费是一个大家几乎想不出的数字:仅仅一万元人民币。
   一个在《中国青年报》专门写些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的记者李方先生,在网络上撰文落井下石,一方面说我寻找“组织”是一种怯懦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指责我写文章挣稿费。按照他的设想,我毕业后既不应该找份工作,也不该靠写作挣稿费。那么,我怎么样维持生活呢?古代的时候,有个低能儿晋惠帝,当官员汇报灾情、百姓饿死甚多时,他便说:“老百姓难道没有瘦肉粥喝吗?”在他看来,瘦肉粥就是等而下之的食物了。李方先生当然想象不出住在妻子租来的一间经常停水停电的屋子里的我是怎样生活的。
   我完成了在北京大学8年的学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并通过合法手续正式分配到国家研究机构,却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工作的权利,也丧失了在北京落户口的权利。而作为在北京长大的中央大报“名记”的李方先生,又怎能想象出那些被警察抓到昌平去挖沙子的人的荒唐与恐惧呢。
   第四,关于法律程序问题。
   我在公开信在网上发表之前,就已经展开相关的法律活动。但是,我依然感谢包括钟健夫先生在内的许多网友的提醒与建议。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像我这样的案例,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应当首先申请劳动仲裁。首先,我与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联系。该机构表示,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央单位,不属于北京市管辖,因此他们无法受理,建议我到国家人事部的相关机构去询问。
   2000年9月28日下午3点,我来到国家人事部递交劳动仲裁申请书。经过电话联系,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工作人员叶根礼先生来到门口接受了我的申请书,并留下收据一张。2000年9月29日上午,叶根礼通知说,我的申请不被受理,让我到他的办公室领取不予受理的通知书。下午2点,我再次来到国家人事部,进入叶先生三楼的办公室。叶先生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将〖2000〗人裁通字第19号的“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不予受理通知书”递交给我。该通知书指出,不予受理的原因是“申请事项不属本厅管辖范围”。
   《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三章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各部委直属在京单位的人事争议,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事争议,由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负责受理。”而中国作家协会不属于国务院序列,表面上属于“人民团体”,实际上其事务接收中宣部领导,因此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叶先生告诉我:在劳动仲裁这一阶段,像作家协会这样的部门,尚无仲裁机构能够管辖,目前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空白。我就好像卡夫卡小说《城堡》中那个进退两难的主人公——手拿盖着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作家协会红章的协议书,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机构进行劳动仲裁。鉴于此,我只好准备对作协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我正在与律师商谈民事诉讼问题。我认为,我一方面准备民事诉讼,一方面将自己的遭遇向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公布,正说明我对法律和舆论的尊重。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有权利这样做。
   许多网友对我以前的文章和观点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最正常不过的情况。要是大家的观点和意见都一模一样,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但是,我希望网友们在讨论我与中国作家协会劳动纠纷这一具体事件的时候,能够就事论事,保持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
   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其实都不是孤立的,而与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息息相关。几个月以前,我曾经为刘军宁等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在香港的媒体上撰文呼吁,今天又轮到我为自己的命运而呼吁了。为他人的命运而呼吁,与为自己的命运而呼吁,其实内在的意义是一样的。当年,在希特勒德国的大屠杀中,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说过这么一段话:当帝国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不是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残疾人的时候,我不是残疾人,我仍然保持沉默;最后,当帝国迫害我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声援我,但我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但愿这样的闹剧不再重演。
   
   2000年10月8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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