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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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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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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但愿闹不再重演
   ——致网友的公开信
   
   我的《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之后,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也引发了不少讨论。对于网友们的关心,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个人认为,网络所带来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最终将把专制与独裁的力量卷进历史垃圾堆,从而大大地加快全球民主化进程。

   网络上网友们的各种意见,让我有了反观自我的机会。许多批评意见是诚恳而善意的。英国诗人赖特说:“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我很高兴能够拥有无数个在网络上一同向着民主和自由前行的朋友。我愿意将我几天来的一些想法与朋友们作一次沟通与交流。
   第一,关于个人的工作权利与人权问题。
   诚如某些网友所说,我个人的遭际比起目前中国的许许多多农民和失业工人来,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当把焦点对准别的、更值得关注的地方。2000年9月27日,在贵州六盘水地区木冲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难矿工一百多人。他们生命的价值何在?这一消息给在矿区长大的我以巨大的震憾。我的父亲在矿区工作十多年,是一名与工人一起下井勘探的工程师。幼年时代,我与母亲日夜笼罩在失去父亲的恐惧之中。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生命被官僚们忽视和漠视得轻如鸿毛。这段生活经历奠定了我整个的写作姿态和价值立场。而在今天,我遭遇到了不公正,正是因为我替“沉默的大多数”——包括父亲的工友、当年那些把我抱在胸口的矿工叔叔们——说出了几句心里话。
   近半年来,遭遇到与我相似的命运的还有其他几位学者:刘军宁、秦晖、何清涟等。对于降临到自己身上的迫害,他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我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时,我认为,作为更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捍卫个人权利方面,理应比前辈多迈出一步。我们应当勇敢地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关注那些面临更加严峻的境况的同胞们,关注他们那被损伤得更加严重的权利。有的网友表示,不宜将此事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对此,我不敢苟同。由于长期单一化宣传的结果,“人权”这个词在中国居然被赋予了贬义。一提起“人权”,人们几乎是谈虎色变。其实,在我看来,“人权”是一个崇高的字眼。尊重人权的国家比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好,这至少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常识。而要实现广泛的人权,就得将人权观念根植在每个公民的心灵深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工作权利显然是我个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郑重地使用着这个词汇。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谈论人权、并在实际生活中增强人权意识,而不应该一看到这个词就感到恐惧和颤抖。中国人权问题的改善,不是靠外部力量的压力,而是靠每一个公民自己的坚持、奋斗与抗争。
   第二,关于“民间”的“真伪”的问题。
   网络上关于民间与体制的讨论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选择去现代文学馆工作,是否就意味着妥协和被“招安”呢?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鲁迅先生曾经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科级官员,并一直领取由蔡元培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拨给的津贴。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鲁迅先生思想和文字的批判性。鲁迅先生知道,他领取的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所有公民的纳税的钱,而不是不干不净的“黑钱”。他的薪水不是某一政府给的,也不是某一政党给的。所以,鲁迅先生一边领着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薪水,一边痛斥国民政府的独裁专制,并在“三•一八”惨案中挺身而出。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名在专业上成就斐然、在专业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的优秀研究生,毕业之后受聘于现代文学馆,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取合理的工作报酬;业余时间从事个人写作,尽一个文化人对时代的责任。难道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吗?当初我与现代文学馆的领导面谈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只要我加入文学馆,就必须停止杂文写作。而在我个人看来,我业余的写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完全由我自己承担,与文学馆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是否拥有这份研究性质的工作,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归依。其实,我所选择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文学馆是一个相对单纯的研究机构,而作协却是一个官僚组成的集团。我的个人身份以及我的写作,与作协一直毫无关系。不幸的是,文学馆是作协的下属单位。这才导致我与作协之间的劳动纠纷。
   所谓的“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划分,在现阶段的中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官方”无所不在。难道当自由撰稿人就真的“自由”了吗?中国的哪家报纸、哪家刊物不是“官方”所有的?那么,在没有一家私人媒体的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民间”的知识分子,该不该在“官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该不该在“官办”的出版社出版著作?
   我认为,看待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向度和精神立场,关键看他的文字与言论,是为民众的权益呼喊还是为专制的力量服务,而不应当看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中。刘军宁先生曾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这一职位算很“官方”的了吧。但正是呆在顶级的“御用”型文化机构中的刘军宁,对民主和宪政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研究。他后来被迫离开社科院,个人的生活处境发生了变化,但他的思想仍然一以贯之。
   第三,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问题。
   三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匍匐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人格不独立、精神不独立、思想不独立,均缘于经济不独立。他们只好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行。在50年代,体制对个人的控制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你是学界泰斗、还是文化大师,如果不属于某个“单位”,没有户口和粮食本,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推展,使得知识分子不再完全依赖于“单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敢于站起来谴责作家协会的违约,并承担完全失去这份工作的后果。同时,我也知道我将付出多么大的牺牲、面对怎样的困境。这些年来,我在官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写作。我六本著作中,发行量最高、多达30万册的《火与冰》,如果按照版税支付稿费,将是60万元。然而,最后我得到的稿费是一个大家几乎想不出的数字:仅仅一万元人民币。
   一个在《中国青年报》专门写些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的记者李方先生,在网络上撰文落井下石,一方面说我寻找“组织”是一种怯懦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指责我写文章挣稿费。按照他的设想,我毕业后既不应该找份工作,也不该靠写作挣稿费。那么,我怎么样维持生活呢?古代的时候,有个低能儿晋惠帝,当官员汇报灾情、百姓饿死甚多时,他便说:“老百姓难道没有瘦肉粥喝吗?”在他看来,瘦肉粥就是等而下之的食物了。李方先生当然想象不出住在妻子租来的一间经常停水停电的屋子里的我是怎样生活的。
   我完成了在北京大学8年的学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并通过合法手续正式分配到国家研究机构,却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工作的权利,也丧失了在北京落户口的权利。而作为在北京长大的中央大报“名记”的李方先生,又怎能想象出那些被警察抓到昌平去挖沙子的人的荒唐与恐惧呢。
   第四,关于法律程序问题。
   我在公开信在网上发表之前,就已经展开相关的法律活动。但是,我依然感谢包括钟健夫先生在内的许多网友的提醒与建议。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像我这样的案例,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应当首先申请劳动仲裁。首先,我与北京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联系。该机构表示,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央单位,不属于北京市管辖,因此他们无法受理,建议我到国家人事部的相关机构去询问。
   2000年9月28日下午3点,我来到国家人事部递交劳动仲裁申请书。经过电话联系,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工作人员叶根礼先生来到门口接受了我的申请书,并留下收据一张。2000年9月29日上午,叶根礼通知说,我的申请不被受理,让我到他的办公室领取不予受理的通知书。下午2点,我再次来到国家人事部,进入叶先生三楼的办公室。叶先生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将〖2000〗人裁通字第19号的“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不予受理通知书”递交给我。该通知书指出,不予受理的原因是“申请事项不属本厅管辖范围”。
   《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三章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各部委直属在京单位的人事争议,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事争议,由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负责受理。”而中国作家协会不属于国务院序列,表面上属于“人民团体”,实际上其事务接收中宣部领导,因此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叶先生告诉我:在劳动仲裁这一阶段,像作家协会这样的部门,尚无仲裁机构能够管辖,目前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空白。我就好像卡夫卡小说《城堡》中那个进退两难的主人公——手拿盖着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作家协会红章的协议书,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机构进行劳动仲裁。鉴于此,我只好准备对作协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我正在与律师商谈民事诉讼问题。我认为,我一方面准备民事诉讼,一方面将自己的遭遇向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公布,正说明我对法律和舆论的尊重。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有权利这样做。
   许多网友对我以前的文章和观点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最正常不过的情况。要是大家的观点和意见都一模一样,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但是,我希望网友们在讨论我与中国作家协会劳动纠纷这一具体事件的时候,能够就事论事,保持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
   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其实都不是孤立的,而与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息息相关。几个月以前,我曾经为刘军宁等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在香港的媒体上撰文呼吁,今天又轮到我为自己的命运而呼吁了。为他人的命运而呼吁,与为自己的命运而呼吁,其实内在的意义是一样的。当年,在希特勒德国的大屠杀中,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说过这么一段话:当帝国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不是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我保持沉默;当帝国迫害残疾人的时候,我不是残疾人,我仍然保持沉默;最后,当帝国迫害我的时候,我希望别人声援我,但我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
   但愿这样的闹剧不再重演。
   
   2000年10月8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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