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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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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人类群星闪耀时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月亮上的蝴蝶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暗夜中的萤火虫
·白发的芬芳
·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领袖与艺术家
·梦想里的“庄园”
·那些被毁灭的美丽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特务的最后自白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与周星驰
·风暴中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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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铁磨铁》(上海三联出版社)
·《铁磨铁》目录
·《铁磨铁》序:读友
·网络上下的“杀人”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铁蝴蝶飞不动了
·海瑞的清官神话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皇帝套房”的诞生
·池莉:名字的霸权
·巩俐上北大
·斯大林与老教堂
·巨人的孤独
·评韩少功《暗示》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
·幸运杜内
·最出色的回击
·小号手的忧伤
·诗歌天堂
·圣诞树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差生”歧视可休矣
·“大综合”与“填鸭式”
·阿富汗的电视机
·北大与清华
·病中的曼德拉
·地铁速写
·风中芦苇
·楼兰律法
·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生命
·大学中的黑洞
·孩子的名片,父母的官职
·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韩东:请不要侮辱“诗歌”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史铁生:敬重病痛
·大地的孩子
·致李尚平——你是一颗星
·谁把教师当“蜡烛”?
·让我们学会宽容
·谁在造墓?
·他们为何呆若木鸡?
·曾国藩的“温情”
·晏阳初与李昌平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日本人的“自尊心”
·张健——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无耻者无畏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谁在伤害我们的自由?
·龙永图的悲与喜
·优孟中国
·从太空中看,地球没有边界……──写给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的英雄们
·怎样做一个演员
·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记忆与呼喊──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卢跃刚的恐惧
·《铁磨铁》代跋:求索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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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回忆是无可指责的
   只要它服务于某种目的;

   正是由于鼹鼠的懒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尤金尼奥•蒙塔莱《大鹞的叫声》
   
   最近读到三本好书: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叶曙明所著的《草莽中国》。这三本书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系列:它们分别勾勒出明、清和民国三个时代中国的混乱景象,以及分别属于这三个时代的关键人物们的悲喜剧。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出所谓“大历史的观点”,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像历代历史家那样以道德判断为准绳。明朝是一个最道德的朝代,同时又是最残忍最无耻的朝代。根本弊端在于,“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地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参观时,见到诸多介绍文字,涉及万历帝时皆咬牙切齿,愤激之辞溢于言表,好像大明帝国毁在他的手里似的。黄仁宇却认为,这名“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人”的万历皇帝,“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对于一种中毒甚深的文化与制度来说,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都无补亦无害。万历并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种种乖张行径,完全是灿烂的文明所赋予的。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种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只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丝一圈圈地缠住。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习兵,那么年纪轻轻地充当“活死人”的皇帝还能干什么呢?朱翊钧是历史漩涡里的悲剧人物。这使我想起罗伯——格利耶在《重现的镜子》中所说的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即使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身上却的确反映出他们所体现的那种制度的必然结果。”
   《万历十五年》还详细叙述了几名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作为:刚愎自用的张居正、首鼠两端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以及孤独的将领戚继光。我最感光趣的是作者笔下的戚继光。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家,他要完成功业,就不得不找张居正做他的后台,不得不向后台老板送银钱美女。他看到了军事体制的致命弱点,但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的成功便在于他的妥协之道,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戚继光的不幸在于他的妥协,《明史》说他的“操行”不怎么样,而他亦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紧接着《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则展出现一幅更为悲惨的画面。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垂拱而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无所作为的万历帝幸运地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却没这么幸运了,他在一个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环境中,无论无为还是无不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溃,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规格降得比历代皇帝都低,除了他俭朴的性格外,还有向列祖列宗谢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溃》以崭新的历史观看待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作为第一次打破了“忠奸不两立”的思维模式,以详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为依据,还原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及行为方式。道光帝、林则徐、琦善、奕山、伊里布、牛鉴……作者并不着力于对他们的功过是非作一个一锤定音的评价,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历史条件的约束。
   鸦片战争之败,并不败在区区几个“卖国贼”身上。运转不灵的体制早已决定了战争的必败:法律过于简单,税收过于短少,政府无操纵经济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统治全国,老牛本已拉不动破车,更那堪旁边又钻出几只老虎来?然而,没有谁意识到制度本身“气数已尽”,更没有谁窥透老虎们的野心,即使是后来成为一个神话的林则徐。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一部鸦片战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谎报军情的历史。前线败绩连连,官员们仍然凯歌高奏,他们的精力不是用在对付英军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骗皇上上。但这并不全是臣下之过,因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道光在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仿佛“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总以为自己的每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而一旦出现问题,他便把责任推诿于臣下对他的欺骗。于是,臣下只好欺骗他,他也乐于被臣下欺骗。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瞒与骗的文化。
   清朝灭亡了,但维系清朝的文化却没有灭亡。所谓民国,不过是草莽中国。叶曙明的《草莽中国》着重分析地缘、文化与人三者的关系。例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虽然深味西方政治体制的优点,但要在中国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帮会,以帮会头子的身份周旋——而帮会,恰恰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阴暗的一面。这样的举措,对富于理想主义气质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土壤已经盐碱化,再好的树苗也养不活。总统内阁制在西方运转自如,在中国却是社会上的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风马牛不相及。私人的军事力量就是一切,孙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会被军阀们耻笑。于是,“孙大炮”的外号传开了。而军阀们,不过是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们的翻版:无论是以没有信念为信念、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拥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二十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相对的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大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了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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