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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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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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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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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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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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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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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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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邻居之十五: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十月九日
   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早上林其根先生派车来接我们去志贺岛。林先生年已八旬,在日本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其生活习惯已相当日本化,但对中国依然有一份特别的关怀。林先生在日本拥有一间很大的公司,现由其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今天,林先生的儿子也亲自驱车陪同我们去志贺岛拍摄。我们分别乘两部轿车出发。

   志贺岛虽然不大,在日本却非常出名。有名不是因为岛上有什么奇异的风景,而是因为在此发现了改写日本历史的“光武金印”。此印的发现改写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
   范晔在《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过去,很多历史学家都对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直到一七八九年,志贺岛的农民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方,这才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此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普遍认为,“倭奴国”即“倭人奴国”之意,指的就是日本。
   从福冈市区驱车去志贺岛,约需五十分钟时间,穿越市区之后便到了繁荣的码头。福冈的货运码头上堆满了来自中、韩等国的巨型集装箱。码头附近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林先生介绍说,这不是普通的土地,乃是由填海所造之土地。此工程十分浩大,而所造之土地却十分有限。见此情形,我深感日本地狭人多之现状,这一矛盾难以解决遂成为一爆发口,而近代以来日本之对外扩张便成了必然之趋势。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驶入志贺岛。海如美人,真是百看不厌。志贺岛上居住着一群古意盎然的民居,他们的房舍亦古色古香。有渔夫沐浴着朝阳回来,桶里满是收获的鱼虾。他们身穿的蓝色布襟衣服和靴子,都像是武士时代的存留。一路发现诸多诗碑,镌刻着《万叶集》之诗句。
   村里还有一所小学,就在我们经过的公路的边上。我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操场上玩耍,孩子们的嬉笑声飘进了我们的车窗。林先生介绍说,岛上的居民大约有千人以上,岛上就业机会不多,人们大都从事旅游业和渔业,还有许多居民都在岛外工作。
   岛上绿树葱茏,山峦起伏,宛如天外仙境。在临海一面的山脚下,竖立着一尊大碑,上书十一个巨大的汉字“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这里就是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国王金印的出土之处,此金印已经成为日本的国宝,被放在国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
   这枚金印证实了古代日本乃是中国之属国。日本并没有刻意掩饰这段似乎有点“不光彩”的历史,而是堂堂皇皇地在此立起一块大碑。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值得效仿。当然,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也没有必要为此沾沾自喜,并以老大帝国的身份去蔑视“委奴国”。在历史上,日本固然有过从属于中华帝国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我们就有了轻视日本的权利。恰恰相反,我们在厘清危险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同时,还应当虚心探究日本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的奥秘。
   海风拂面,清爽宜人。我们继续往山上走,上数十节台阶,在山坡上发现了一块用放大了若干倍的石制印章,如日晷般放置在一个一人高的平台上。凑上前去观察,其字样均清晰可辨。林先生说,他家中也有一枚复制的金印,是全日本仅有的两件复制品之一。
   继续往山上走,我们发现了一幅画在一块巨大的水泥地上的日本古地图。这片平地就在山坡上,面朝大海,背靠森林,地势绝佳。这幅日本古地图,有十数米见方,靠近了看不出全貌来,只有继续登上一个山坡,从高出其十余米的地方俯视之,方得窥见全貌。这幅地图宛如玲珑棋局,让“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幅红黑相间的地图,显示出了东亚大陆、日本列岛和大海的基本格局。虽然比例不太准确,却也将中国与日本的地理关系大致表现出来。有趣的是,地图的作者故意将日本列岛夸张地放置于整幅地图的中央,以显示日本才是亚洲与世界的中心。这种思路,与中国古代的帝王和文士以“中央大国”自居的心态异曲同工。
   我不知道这幅地图的作者究竟是谁,但对他在远古时代就能准确把握东亚地理的分布,深感敬佩。他如何洞察海洋与陆地的比例?如何确定每个小岛的方位?如果能“起死回生”,我真想好好地就这些问题请教于他。神秘的天文地理之学,让我既痴迷又困惑。
   面对波涛汹涌之日本海,观此色彩斑斓之古地图,中日之间数千年来尤其是近百年来之恩恩怨怨顿时涌上心头。
   在结束此次访日之时,我不禁想起了百年之前中国士子黄璟访问日本时的感受来,他在日记中写到:“至入其境,见夫田畴井井,厘若图画。男妇勤能,风物都美,古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者……遍目中,学校如林,铁轨如织,无人不学,无学不精。凡商业、工艺、武备、警察、开垦、矿业诸大政,靡不悉心筹计,不稍留缺憾于纤微。”(《东游日记》)百年之后,作为又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心平气和地对比中日两国之社会状况,我的感受与之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经受了多次战争的硝烟之后,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于日本。这不能不让我辈感到耻辱和伤痛。而要改变中国在个方面落后的现状,也绝非空喊几句爱国的口号就可以办到的。
   一九零五年,直隶士绅潘宗礼作为第三期考察学务者被派赴日。在日期间,他深感日本之强盛与中国之羸弱,“游观日本文明制度,眷念宗邦,万端交集”。五个月的游历结束之后,潘宗礼在途经韩国仁川回国时看到,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韩国百姓生活极其悲苦。他又听说韩国大臣闵泳焕因忧国忧民而剖腹自杀的消息。在读其以死报国谢国民的遗书时,潘宗礼声泪俱下。在仁川的所见所闻,让潘宗礼更感唇亡齿寒,终至投海自尽,希望以死唤醒国人。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专门将此事上奏朝廷,并将其旅日笔记整理出十三条意见一并呈上。可惜,潘宗礼人微言轻,病入膏肓的朝廷哪里会采纳呢?近百年过去了,九泉之下的潘宗礼若重新游历日本与中国,他能够安心吗?
   参观完志贺岛之后,林先生还陪同我们去福冈海洋公园去欣赏各种海洋生物,还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海豚、海豹表演。福冈的海洋馆就在海边,海水可以直接循环到馆内。路上谈起北京“霸王硬上弓”修建水族馆,最终亏本倒闭之事,既好气又好笑。北京原本不临海,并不具有适应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为何非得要修建水族馆?还不是某些官员好大喜功的心态在作怪,却白白浪费数亿纳税人的血汗钱。
   午餐之后,林先生父子送我们去机场,并坚持一直送我们进入安检通道。福冈机场的播音居然还有中文,看来从这里回国的中国人很多,中日之间的联系也极为频繁。在由福冈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又翻开周作人的这本厚厚的《日本管窥》。这段时间里,在每日各处奔波的间隙里,我把这本书翻看了好几遍。
   周氏的日本观并无系统的理论,但处处有真知灼见。他谈论的多是恒久的文化问题,而非变化多端的世局。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优长和弊端都有深刻体认。在《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一文中,周氏写道:“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桌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他对日本的喜爱,其实是对古代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想象”。那种优雅的人性、诗意的生活以及淳朴的审美,在中国已经失落很久了。因为这个理想在中国遥不可及,他便在现实中将作为邻居的日本找来“对号入座”。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氏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日本。与哥哥鲁迅一样,他在日本也遭遇到了某些日本人作为“后起之秀”的傲慢,但更多的日本人却是如藤野先生那样和蔼、友好而单纯。
   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中国人应当取其长而弃其短。一方面以日本为师,另一方面也不可放松对日本的警惕,周作人明确表示,不会因为热爱日本的古文化而忽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虐,“无论我怎样爱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很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周氏清楚地意识到了中日之间的隔膜,这一隔膜的根源乃是某些日本人“小人得志”的狂傲之气和某些中国人“老大帝国”的虚妄之心。某些愚昧的日本人把中国当作可以随意欺凌的软弱的邻居,却不知道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一旦被激发出来便是不可战胜的;而某些僵化的中国人仍然把日本当作不足挂齿的倭寇,除了嘲笑、痛恨之外,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日本的野心。
   周作人其实是一个明白人。抗战期间,凭借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深切的洞察,他本来可以成为“文化抗战”战线上的猛士,却偏偏堕落为万劫不复的汉奸。他的落水既有家眷拖累的因素,更深层的原因乃是他对中国现实的绝望,以及他自欺欺人地以为日本能帮助中国重建伟大的古代文化、共同缔造东亚文明的辉煌。五四启蒙运动的失败,使周作人悲观地认为中国人无法实现自我拯救。
   因此,在我看来,周作人当汉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战后,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所写的“自白书”中,有这样的自我辩护:“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这种表面上理直气壮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辩护是软弱无力的。周作人所谓的“抵抗奴化”,其实是俯首帖耳地为“奴化”服务。当他穿着军装站在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装模作样地阅兵的时候,作为“五四”一代启蒙先驱的“周作人”已然死去,如今活着的仅仅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周作人因为了解日本而堕落为汉奸,比那些不了解日本而成为汉奸的人更加可恨。但是,周氏至死也没有对自己落水当汉奸的举动表示忏悔,甚至也没有清晰地袒露过那段心路历程。他像蚕一样将自己包裹在厚厚的茧当中,留给后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号。
   日本是中国恒久之痛。但是,对于一个我们不了解的国家,谩骂是毫无意义的,仇恨也达不到任何的果效。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老师、邻居、敌人和朋友。日本人有其突出的长处,其长处在于勇于学习也善于学习;也有其鲜明的短处,短处在于一直没有形成确定性的民族精神体验。蒋百里指出了日本人精神上的弱点:“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的遗传,一时不容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着些什么?现在它却妄自尊大,夸示它有的能力。它的宣传愈是扩大,它的内容愈是空虚。它如今将崇拜的心理,转移到了嫉妒上去。一方面对中国用兵,一方面却主张人种战争。而畏惧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样,弥漫于一般社会。”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某些短处也正是中国人的短处。我们也一直未能确立一种稳定的精神信仰。直到今天,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我们依旧迷惘和困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道德伦理却跌破底线。中国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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