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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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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中朝边境的六四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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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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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邻居之十三: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月七日
   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上午先参观市政府的长崎原爆资料馆,建在半山腰上,规模比广岛略小,却更加精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画家丸木位里所绘之原爆图。以抽象手法表现出原爆时之恐怖与悲惨。其中有远东第一大天主堂之遗物。其他展览物品还有:爆炸时停在十一时二分的时钟、融化的玻璃瓶、市内教堂的残壁等,还有见证人的照片等。

   长崎原爆资料馆对历史的介绍比广岛更加真实和客观。比如,其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名词,不像广岛那样含含糊糊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的历史也有详细的描述。资料馆中学生很多。
   在原爆点有一高耸的石碑,旁边是浦上天主堂的断壁残垣,从数百米外的原址移过来。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江户时代,因天主教和基督教被幕府禁止,被镇压的信徒们隐居于浦上,浦上便成为教徒们坚持信仰的根据地。明治维新之后,禁教令解除,法国传教士买下宅基地,于二十世纪初建成了浦上天主堂。在原子弹爆炸中,这间天主堂亦被摧毁,天主堂前的残破的天使雕塑,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原子弹爆炸的惨状。
   继续往山上走,即为长崎和平公园,大门处“和平之泉”在汩汩流淌,一位父亲正在给七八岁的女儿讲述着什么。女孩睁着大眼睛听得聚精会神。但愿孩子们都成为和平的使者。
   在和平公园内,有一胡耀邦所题之“和平”碑,此碑曾被右翼分子用油漆污染,故用栅栏围起来。附近十多个碑石中,唯有此碑被围起来,总让人感到心中不舒服。
   此地还有“长崎刑务所浦上支所”的遗址,由于离原爆地非常近,此警察局之监狱完全被毁灭,若干囚犯全部死亡。其中有许多人是无辜的朝鲜和中国劳工,仅中国劳工就有三十三人罹难。他们是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又成为原爆的牺牲品。然而,他们不是日本国民,他们的家属至今没有获得日本政府任何的赔偿。
   广场上有几个班级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尽情地玩耍,书包整整齐齐地放在旁边的石板上面。有的孩子在做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还有几个孩子由老师领着站在路边为红十字会募捐,手上拿着红色的羽毛,每个募捐的人都能够获得一个小小的羽毛。我喜欢看孩子的脸庞,孩子的脸庞上写着纯真和快乐,但愿他们永远纯真和快乐下去。
   离开此处,我们再去探访近代以来华人在长崎留下的一些踪迹。在一个类似于“唐人街”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家福建会馆的旧址,是中国庙宇式的建筑。大殿外还有一个新立的孙中山雕像。孙中山及近代以来若干中国的革命者、文化人均与日本关系密切,孙中山的流亡生涯一大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在其身边一直活跃着一群各怀心思的日本人。
   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而其筹备会议居然是在日本右翼巨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本部召开的。这是一个值得后人注意的历史细节。七月三十日这天,出席会议的有孙中山及中国留学生七十多人,以及孙中山的密友宫崎滔天和内田良平本人。曾经在中国留学、当过侵略军的中国问题专家城野宏在《中国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给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以援助的日本人所想的是,在孙中山组成革命政府之后,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将会得到保障,“尤其是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一批人士,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倡议者”。而内田良平等黑龙会人士的想法更是赤裸裸的,他们想利用同盟会来实施其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把欧美列强、特别是俄罗斯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置亚洲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晚清以来的若干政治人物,因为对日本抱着不切实际的天真的设想,最后都遭受了重创。孙中山后来对日本的本质也逐渐有了了解,一九二四年在最后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你们日本民族既然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想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选择。”(见《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果然,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十余年,日本军国主义便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
   福建会馆旁边数百米,有一处日本最大的孔庙,亦是在日的华侨华人所修建。此孔庙规模之大,出乎我们的想象。正殿中间是孔子的塑像,两侧的通道上还有七十二弟子的塑像。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兼容并包之处,他们能够容忍在日本的国土上建造如此庞大的一处孔庙,亦可见他们有相当的自信心。
   接着高实先生带我们去长崎“和平资料馆”。我们在路上经过“日本二十六圣人殉教碑”。一五九七年二月五日,受丰臣秀吉之命,六名外国传教师和包幼儿在内的二十名日本人信徒在此地被处决。在此资料馆内,有关于日本基督教徒苦难经历的介绍。纪念堂两侧的高塔象征着天使的两翼,高高地伸向自由的天空。
   日本幕府的禁教运动比中国清初的禁教更为残酷。十七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与幕府的统治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天主教在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与以天皇为精神领袖、以将军为权力主宰、严格区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万物之主,应当服从上帝,而不应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的日本统治者来说,更是无法容忍的。公元一六一二年,幕府发出禁教令,此后逐渐在全国展开禁教活动。一六二二年,幕府扣留一外来船只,将船上的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以火刑处死,并将船员十二人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崎集体屠杀外国传教士、日本教徒以及被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等共五十五人,史称“大殉教”。
   “二十六圣人殉教碑”仅仅是日本幕府时代惨烈的禁教政策的遗迹之一。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日本的近代化是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的近代化。日本接受西方的器物和技术,而不接受器物和技术背后的信仰;他们在经济上可以实现腾飞,却无法在精神上实现更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圭臬。日本人从根本上拒绝希腊文明中的理性、希伯来文明中的信仰以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的观念,而以野蛮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支撑其国家架构,故其近代化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邪路。
   十多分钟即到达“和平资料馆”。这是一个由当地民间人士创办的资料馆,专门纪念那些在长崎原爆中死难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他们是“受害者中的受害者”。这一主旨与官方所办的资料馆相映成趣。
   高实康稔带我们进门则不必购票。馆内入口处,有一女士在义务担任资料馆的看守员及讲解员。这间民间资料馆的建筑和陈设虽然略显简陋,却收藏了许多被强制运送到长崎来的朝鲜和中国劳工的资料。资料馆中有许多战时的书籍、课本、照片、杂志、传单、告示、书信、个人日记等。高实告知,有些文件堪称世界孤本。在这栋两层小楼内,珍贵史料比比皆是,而搜集每一份史料都耗费了搜集者的巨大心血。可惜的是,长崎的旅游手册上并没有这家的信息。
   高实先生介绍说,此资料馆是牧师冈正治先生所倡导设立的,如今有二十五人为它做义工,来此工作连车票钱都得自己掏。此房产是依靠银行贷款购买的,他们还欠银行四千万日元,由九个朋友共同承担。现在资料馆的“支持会”在全国已经有一百二十五名成员,大家每人每年捐款一万日元来支付银行的贷款。高实对我们开玩笑说:“贷款没有还清之前我不能死去。”虽然是玩笑话,亦可见其坚韧与投入。
   自从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资料馆开馆以来,资料馆每年接待五六千人,平均每天近二十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为中小学生。这也正是创办者们的愿望:让孩子们从小便分清是非、善恶,建立正确的历史观。
   高实认为,战后日本政府向在原爆中受害的日本公民提供了诸多救助和福利待遇,但是那些在原爆中死去或受伤的外国人,尤其是韩国人和中国人,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享受到同等的待遇。这样的歧视性政策是不可容忍的,他们一直在批评之。最近终于有了韩国人得到赔偿的个案,他们还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外国受害者获得应有的补偿。
   参观完这间和平资料馆之后,我们去拍摄出岛日本荷兰商馆建筑群。我们的采访一站接着一站,可以说马不停蹄。出岛原本是一个离长崎很近的小岛,这片区域划给唯一允许在日本经商的荷兰商人居住。后来,经过填海,出岛乃与大陆联接在一起。
   整个建筑群以日式建筑为主,也夹杂若干欧式建筑。其中有荷兰海特尔副商馆馆长以及荷兰船船长使用过的房间,均按照原来的风格布置,房间内既有日本式的塌塌米,也有西洋式的桌子和椅子,可谓“日西合壁”。目前充当资料展示馆的这个楼宇,是一八七七年日本第一所基督教新教的神学校,色调以绿色为主,建筑简洁明快。旁边则是旧“国际俱乐部”纪念馆,亦是一个著名的西洋建筑。中央广场上有关于出岛复原工程的说明以及三十米高的旗杆。附近还有一棵“出岛树”,是幕府末期荷兰人从雅加达移植来的古树,亦是日本两百年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幸而没有在原爆中死去。
   出岛即是日本近代“兰学”的发源地,而“兰学”乃是明治维新思想的萌芽。由此来看,小小出岛在日本近代历史上有二两拨千斤的地位。周作人曾写道:“所谓兰学本指和(荷)兰传来的医学,但实在等于中国的西学一语,包含西洋的一切新知识在内。十六世纪以来葡西至日本互市传教,日人称之南蛮,和(荷)兰继之,称之红毛,及德川幕府实行锁国,严酷的禁止信教,其后只剩下和(荷)兰一国为西洋的代表了。”他接着用了一段篇幅来描述出岛的历史掌故:“在长崎出岛地方有一所阿兰陀馆,和(荷)兰每年派一位甲必丹来住在那里,仿佛是一种领事,管理交易的事,有官许的几个‘通词’居间翻译,在那时候通词便是唯一的西洋语贮藏所,可是这也只能说话,因为文字的学习是犯禁的,有人著了一部《红毛谈》,内里画了字母的形象,便为政府所禁止没收。但是求知识的人总想往这方面求出路,有些医生由通词间接的去学几个‘兰方’,有些学者如青木昆阳跑到长崎去请通词口授,学了五百余言的和(荷)兰话回来。当时社会称此类具眼之士曰豪杰。”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可谓前仆后继也。后来,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福泽谕吉为兰学先驱之著作作序言云:“我辈读之察先人之苦心,惊其刚勇,感其诚挚,未尝不感极而泣。”(《兰学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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