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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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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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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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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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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


   焚书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语言是独立于人和自然界的第三体系,从一定的意义来说,语言是人生存的工具。人对语言的依赖,同时也导致了对语言的垄断。可悲的是,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人正以文明的方法实现了自身野蛮的本性。
   语言的控制和垄断,是人类语言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可以说,人类漫长的语言历史始终存在着语言的控制和垄断。例如,原始社会中的祭司通过对语言的垄断,从而垄断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恐惧;中世纪基督神职人员对《圣经》的垄断,导致了对人的一言一行的限制。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焚书事件。书为何遭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焚书者当推秦始皇。《资治通鉴》中记载:“承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纷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仔细分析这段记载,我发现所焚的书,范围限定在人文知识范围内。李斯对这些书籍中蕴含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它们保存着人类的记忆,在广泛的传播中,有制造不安定因素的作用。人们藉此保持精神的独立性,并从中汲取抗衡现实政权的思想资源。因此,书非焚不可,专制者们不惜用血腥暴力手段完成对语言的垄断,垄断了语言,便垄断了思想,从而达到天下归一的目的。人是意识的动物,人的意识可以主动审视、反思、创造、调整、选择自己的生存和行为,并且为自己的生命存在寻找根据和理由。而这些过程是通过语言,或说通过语言的形式完成和体现的。人的这一部分语言被垄断,实际上就等于人的生存权力不自觉地被剥夺。人存在,但是不允许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始皇焚书的秘密正在于此。这不是他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他的暴君的天性使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首先是语言的自由,垄断了语言则占有了人类的这一部分生命和能力。人一旦失去语言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而成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一盘散沙。秦始皇为了实现社会、集团的统一和稳定,必然要焚书,必然要毁掉语言的载体。
   《通鉴》紧接着有下面一段记载: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无求,无是患也。”
   孔鲋的见解显然远不及秦始皇。实质上,“无用之学”才最有用,统治者最害怕的恰恰是“无用之学”。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福柯进一步提出“话语”的理论,并将话语与权力联系起来。如果说语言关注的是“说什么”,那么话语关注的则是“怎么说”和“如何叙述”。话语是人的全部生活形式和思维形式的“浓缩物”,是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人历史中起着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语言之手”,即历史文本和现实文本的编码方式。如果用福柯的理论分析李斯的那段语,实质上就是官方与知识分子对话语权力的争夺,最后通过焚书这一惨烈的形式决定了胜负。从孔鲋的话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对语言的自觉远不及统治者,这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之一。直到明朝出现一代奇士李贽作《焚书》、《续焚书》,才算对语言文字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了崭新的认识。明知书要被焚,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书,且以《焚书》为书名。在这痛苦的悖论中,李贽充当了一个中国的西西弗斯似的角色。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有一篇以“焚书”为主题的小说《可怜老》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锲入,与秦始皇的“焚书”行为相映成趣。秦始皇的焚书,目的是实现对语言的垄断;《可怜老》这篇小说中的焚书,目的则是实现对语言自身的突破。故事中不知名的老作家住到朋友的乡间别墅中,打算完成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大作。夜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匪徒,把屋子洗劫一空,并且将他的手稿、资料付之一炬。被绑在椅子上的作家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四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被放进壁炉里:“我不再作声,我的心已经死了……哭叫又有何用?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阻止这种野蛮的行为?一股忿忿而无助的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别让眼泪掉下来。我闭上眼睛,直到耳朵时传来我的稿纸,从资料本上撕下的声音。张开眼睛我看见他以令人作呕的安祥姿态用稿纸慢慢地把火苗煨大,直到我的衣服、脸上以及其他暴露的部分都感受到火焰的势力……弥漫在房里的是人类知识被焚烧所产生的呛鼻的烟叶,使人悲伤的程序仅次于人体被灼烧的味道。”
   事件之后,作家反复思考:匪徒焚书的动机何在?这是他从这场浩劫中恢复的唯一途径。青年匪徒是一个怀疑、厌恶语言的人,他这样质疑作家:“这个世界已经丧失理智了,这张椅子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或是你太太的。它就是椅子,不是真正属于谁。东西就是东西,对不对?’作家是一个信任、尊重语言的人,他回答说:“假使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你一样,这个社会很快就瓦解了。”社会的瓦解,首先是信约关系的瓦解。信约是语言的前提,“我的椅子,不是你的椅子”先存在这种以信约关系编码成的语言,才可能推导出“偷盗”的概念。一旦语言的发生者对语言的“真”进行破坏,那么结果正像匪徒说的那样样,他的行为不再是盗劫,而仅仅是让椅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来 次简单的位移。
   作家试图回忆匪徒的语言,并猜测匪徒当时的心境。他记得匪徒有两个口头禅“兄弟”与“对不对”。作家认为“兄弟”这个用语隐含了匪徒企图获得平等的可怜心态,“这正表明他确实知道我与他之间有所差异。甚至因此而惧怕。”而“对不对”这个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代表的意义是“我没有错吧”。它是本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标语。它唯一不能表示的就是自信。从语言学上来说,就像是失落的语符找不到它所归属的语系。“基本上,他无法肯定自己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想所信。”因此,作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这种表达形式正是文化崩溃的症候,它表示“我不能和你沟通”。这样,作家获得了自我安慰:正因为自己拒绝匪徒将他写入小说的要求,自己的书稿才被焚烧。即使自己的书稿被焚,自己仍然掌握着“语言魔术”,拥有比匪徒优越得多的地位:“他控诉我们所重视语言及其能力的人根本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大多数的人,不论是有意无意,都曾尽心尽力地来保存语言的神秘与奇妙,发展语言的科学与艺术。”这样的解释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曾有一句名言:“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然而,正是在这句语里,我发现了语言的变质。
   小说中的老作家是深度近视,这使他拉远了与他人的距离。他厌恶与人接触,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使他远离现实人生,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写书、读书、评书、出版书便是他生活的全部。语言是他逃避现实的武器,他天生驼背,遭人嘲笑,他便利用语言来打击别人,藉此以掩饰自己的缺点。当匪徒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感到的是恐惧和怯懦,但他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说自己是有“清醒的理智”的人,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乖乖就范。最后,他还是为自己的书被焚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拒绝把语言这种神秘的魔术传授匪徒。但是,语言究竟是作家的魔法,还是他的牢笼?拿他被焚烧的《匹考克评传》来说,匹考克是一个古代不知名的作家,匹考克本人的书已经没有人读了,给匹考克写评传的价值何在?作家自视为知识分子,信仰知识,他的一生都花在寻找一座古墓上,但是那座古墓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仰“理性”、“知识”、“民主”,指望于此得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些的背后却是空洞的存在。他到底是得到了存在,还是失去了存在?事实上,语言具有无限生成转换的能力,语言可以自由地虚构和创造。人可以调用语言遵从意志编排人的意义。谁具有编排语言的能力,谁就能以语言虚构、创造人的意义。就人的意义对人的指令性而言,谁编 排了人的意义,谁就能具有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力。这就足以诱惑无数的人,例如那些思想家、作家、演说家、革命家、布道者。他们撒开语言的巨网捕捉那些茫然无辜的人们,同时自己也深陷其中。语言像资本一样被这类人占用,用以维护自己,支配他人。这位作家便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角度反观匪徒的思维与行动,则是对语言的突破。“财产这玩意全他妈的是骗人的东西。”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私有制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根基,取消私有制及其背后的语言体系,实际上是要恢复自己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的能力。荣格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神经病人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其他的时代不会是神经病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人类社会依然通过神话而同祖先相沟通着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免于被划入病人之列。我指的是那些不能忍受神话失落的人,那些既不能进入一个仅仅是外在于人、由科学的眼光看世界,又不能忍受语词的理智欺骗的人。”匪徒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焚书的行为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象征:他要烧毁的,是人类对语言文字的迷信与信赖;他要解除的,是语言文字对人类的统治与奴役。中国有句古话:“人生识字糊涂始”,西方也有句谚语:“读书是一条由自由通向奴役的道路。”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就必须具备对生存语言进行识别判断、反思超越的能力。这才是匪徒焚书的真正用意所在。可悲的是,作家无法了解匪徒的真正用意,反而以语言文字的魔术师自居,再次收集资料创作《匹考克评传》,更加坚定地安身在语言的牢笼中。
   小说通过“焚书”这一主题对语言本身进行了检讨。个人生活在庞杂的人世和庞杂的语言中,以自己的生命和语言参与庞杂的社会和庞杂的语言。那么,如何操纵自己的生命的船帆和意志的桨板,才能抗拒语言的垄断、完成语言的超越?福尔斯的回答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得到的自由是孤独的、不安分的、无依无靠的。好比飞蛾定要做破茧而出,否则就要成为死蛹。即使破茧之后面对的是更残酷的世界,但是破茧之后的过程本身,就是可贵的自我了解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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