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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我从未写过,只是自以为写过;我从未爱过,只是自以为爱过;我什么都未曾做过,只是在紧闭的门前等待。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从法国传来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的消息,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电影《情人》中的那个镜头:那个十五岁的少女在汽车窗玻璃上印下的鲜红的一吻。她衣衫褴褛,不御严寒,有一种天涯孤客似的美。而那一吻是一种无限膨胀着的欲望、一种无法企及的欲望。那是杜拉斯对爱所作的最完美的诠释之一:爱,的确是最难的事。只是再难,也没有人可以避而不往。爱,是不死的欲望。
   一九一四年,杜拉斯生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这个国家没有季节,我们生活在它唯一的季节;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长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四季更新。”在极度贫困中,她度过了无父的童年。歇斯底里的母亲,粗暴而不安分的哥哥,掺杂着仇恨的爱,麻木而善良的本地人,横穿飞鸟平原的湄公河,餐桌上的稻米香,组成了杜拉斯少女时代忧伤的回忆。哪个法兰西少女有过这样奇异的生活呢?
   十八岁的时候,杜拉斯回到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她任职于殖民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周旋于敌、伪、友之间,与陷落的城市一起呼吸,与死亡一次次地擦肩而过。战后杜拉斯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对政治感到厌倦,退出了党派的倾轧。
   一九四三年,杜拉斯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之辈》,反响平平。七年之后,《抵挡太平洋的堤岸》却使她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以印度支那为背景,描写了母亲、儿子和女儿清贫、困顿、尴尬的生存状态。自传的色彩使小说笼罩在荡气回肠的深情中。在苦难与温馨之间,她的叙述产生了罕见的张力。殖民地是个异质的世界,“到处都有孩子死于贫苦, 他们死的时候,头发里满是虱子,于是孩子一断气,父亲便说,大家都知道,虱子会离开死孩子,要立即把孩子埋掉,否则,虱子会遍地都是,做母亲的则说让我再看孩子一眼,父亲又说,万一虱子跑到茅屋里可怎么办?他抱起孩子,把身体还温热的孩子埋进屋下的泥土里。”过去谁用这样残酷的语气写过“爱”?地球上有太多的孩子,田野里有太多的花朵,大河里有太多的水花,而人类的不幸正缘于太多的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法国新小说的鼎盛时代。杜拉斯作为新小说作家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新星,不断抛出惊人之作:《树林中的日日夜夜》、《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琴声如诉》、《悠悠此情》、《夏夜十点半》……可以说,她的作品每篇都有新的突破。一九五八年,她开始涉足电影界,以《广岛之恋》轰动世界影坛。此后,《长离别》、《印度之歌》、《卡车》、《她说毁灭》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杜拉斯风格的电影,奠定了她在法国电影界“新浪潮”派的大师地位。
   杜拉斯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只有疯子才去进行完整的写作。”她傲视法国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精美的法语被她分解成简单而琐碎的单句,从而失去了描绘的功能。她的作品里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而用平淡无奇的题材,用蒙太奇的切割,用情和景的对话,挖掘爱、疯狂、死亡、战争等形而上的主题。读她的作品就象嚼一颗青橄榄:初读时生涩酸苦,硬着头皮读下去,渐入佳境,则回味无穷。杜拉斯为自己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文体,独一无二的文体,她就是这种文体的化身,她为自己出色地归纳出一个三段式:“我用这种文体写我的书。这种文体就是我。所以我就是我的书。”
   “痛苦的爱情”是杜拉斯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个主题发展到顶峰便是一九八四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七十岁的杜拉斯将眸子投向半个多世纪以前,掬起记忆尽头最清澈的一捧水。小说的主线是贫困的法国少女“我”与一名富有的中国青年之间奇异的恋情。小说中的“我”,时而是个已入暮年的老妪,面对着镜中那刻满岁月沟痕的面孔,追寻着往日的踪迹;时而是个风韵犹存的妇人,出入沙龙,结交名流,对身边发生的战争、灾难、饥荒、寒冷、抵抗、投敌等应接不暇;时而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女,以童妓的打扮在街上招摇,而眼中又充满了对某种东西的希冀和渴求。在时代的犬牙交错中,一个女人的故事获得了隧道般的历史纵深感。这种写法超越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令文学界耳目一新。
   爱是痛苦的,爱不是幸福。在对爱的迷恋、质疑、向往、追忆中,杜拉斯本人完成了对两个时代的回归。最遥远的是印度支那时代。“我总是忧郁的。在我幼时的照片中我就看到这种忧郁了。”那时,她是一个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也不能付出的,象初生的婴儿一样懵懂无知的少女,她爱上了温文尔雅的中国青年。她爱他,却宁愿他不爱她,“事情只取决于她一人。”他说他是单身,为了她才痛苦地一个人生活。她说她也是,一个人。她是一座未喷发的火山,内里的岩浆已经沸腾。他们作爱的时候就象“大海,没有形状,无与伦比。”这是一场无望的恋爱。一年后,他们分别了,她在船上,他在岸上。他挥手,她落泪。这是心灵的创伤。但创伤对杜拉斯来说是件好事,她因此对任何咬啮更为敏感。更近一些的则是占领时代。夜色沉沉,云雾笼罩,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替德国人卖命的法奸。在失去光芒的巴黎,爱情沉了下去。她的丈夫象一具真正的骷骨被放在担架上抬走,这就是爱的痛苦;情人在夜夜笙歌的沙龙里优雅地拿着一杯葡萄酒,这也是爱的痛苦。为什么爱情总是与被叛联系在一起?那种痛苦令人作呕。而背叛与忠诚,“都是同样的怜悯,同样的呼喊,同样的缺乏判断。”这不是混淆美丑善恶,而是对存在主义、对个人有选择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超越。战争四处扩张、渗透、抢劫,无孔不入,深入人的躯体,人的灵魂。面对战争,爱是无能为力的。杜拉斯象一只孤独的母狼,在旷野里舔着她那两个时代重叠的伤口。
   爱之于杜拉斯,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而是一种不死的欲望,一种甜蜜的创伤,一种疲惫的梦想。六十年代席卷西欧的红色风暴退潮后,与她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杜拉斯经历了一段幻灭的精神之旅。无数的情人在她身边来来去去,她疯狂地吸烟,酗酒,写作。一个思想崩溃、感情匮乏、物质丰欲的时代来临了,她只有沉缅在对爱、对痛苦的回忆中,象一艘夜行的航船,航行在深渊的边缘。杜拉斯很象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晚年才思衰退,杜拉斯晚年却思如泉涌。人们不得不感到惊奇:这位体形娇小的老太太,满脸皱纹,戴着眼镜,身上裹着柔和的衣服,体质十分脆弱,说话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她怎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落雪的大门前写出帕斯卡尔的思想呢?她怎能在西贡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写出斯汤达尔的故事呢?九十年代以来,她多次昏迷、瘫痪或突发脑栓塞,却都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出院时往往还带着一本刚刚完成的新作。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杜拉斯才很不情愿地挥别爱恨交加的世界,这一次,喜欢回忆的她终于成为他人回忆的素材。
   我想起了丁尼生的诗句:“老人必须死去/否则世界将腐朽/今天有人来有人去/而我将不朽”若干个世纪以后,无数作家的墓碑已经倒塌,无数的书籍已经被忘记,人们回忆起杜拉斯的时候,也许会问:杜拉斯究竟是谁?那么,最好的回答是:她首先是一种散文,表达了对夜色、忧患、寂静和尚未言明的内容。其次她是一种使人厌烦的、遥远的、出神入化的音乐,它可以毁坏也能美化,既可以揭示也能象探戈一样回旋。
   曲终人散。杜拉斯身后的世界,没有痛苦,也没有爱。她早就看透了不朽:“具体细节上的不朽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抽象的原则之中。让某些人去隐匿这种不朽的存在吧,只要他们不知他们束手无策;同样,让另一些人去展示他们身上的不朽吧,只要他们不觉得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段在《情人》中写小哥哥之死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作杜拉斯对自己的死的一种诠释:“一旦发现生命是不朽之时,不朽就具有了生命力。不朽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既然它参与了精神和虚无的追求,所以,说它无始无终和说它与精神共存亡都是错误的。看看沙漠中那死亡的沙砾和孩子们的尸体,不朽并没有超越它们,它停下来,从那儿绕了过去。”
   读着这段话时,我突然又想起了那个十五岁的象女王一样孤独的法兰西少女,以及她在中国情人的黑色轿车的玻璃上印下的一吻。就那一吻,足以不朽;就那一吻,足以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可以凭借。
   我觉得自己的嘴唇冰凉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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