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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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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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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我从未写过,只是自以为写过;我从未爱过,只是自以为爱过;我什么都未曾做过,只是在紧闭的门前等待。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从法国传来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的消息,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电影《情人》中的那个镜头:那个十五岁的少女在汽车窗玻璃上印下的鲜红的一吻。她衣衫褴褛,不御严寒,有一种天涯孤客似的美。而那一吻是一种无限膨胀着的欲望、一种无法企及的欲望。那是杜拉斯对爱所作的最完美的诠释之一:爱,的确是最难的事。只是再难,也没有人可以避而不往。爱,是不死的欲望。
   一九一四年,杜拉斯生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这个国家没有季节,我们生活在它唯一的季节;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长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四季更新。”在极度贫困中,她度过了无父的童年。歇斯底里的母亲,粗暴而不安分的哥哥,掺杂着仇恨的爱,麻木而善良的本地人,横穿飞鸟平原的湄公河,餐桌上的稻米香,组成了杜拉斯少女时代忧伤的回忆。哪个法兰西少女有过这样奇异的生活呢?
   十八岁的时候,杜拉斯回到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她任职于殖民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周旋于敌、伪、友之间,与陷落的城市一起呼吸,与死亡一次次地擦肩而过。战后杜拉斯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对政治感到厌倦,退出了党派的倾轧。
   一九四三年,杜拉斯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之辈》,反响平平。七年之后,《抵挡太平洋的堤岸》却使她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以印度支那为背景,描写了母亲、儿子和女儿清贫、困顿、尴尬的生存状态。自传的色彩使小说笼罩在荡气回肠的深情中。在苦难与温馨之间,她的叙述产生了罕见的张力。殖民地是个异质的世界,“到处都有孩子死于贫苦, 他们死的时候,头发里满是虱子,于是孩子一断气,父亲便说,大家都知道,虱子会离开死孩子,要立即把孩子埋掉,否则,虱子会遍地都是,做母亲的则说让我再看孩子一眼,父亲又说,万一虱子跑到茅屋里可怎么办?他抱起孩子,把身体还温热的孩子埋进屋下的泥土里。”过去谁用这样残酷的语气写过“爱”?地球上有太多的孩子,田野里有太多的花朵,大河里有太多的水花,而人类的不幸正缘于太多的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法国新小说的鼎盛时代。杜拉斯作为新小说作家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新星,不断抛出惊人之作:《树林中的日日夜夜》、《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琴声如诉》、《悠悠此情》、《夏夜十点半》……可以说,她的作品每篇都有新的突破。一九五八年,她开始涉足电影界,以《广岛之恋》轰动世界影坛。此后,《长离别》、《印度之歌》、《卡车》、《她说毁灭》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杜拉斯风格的电影,奠定了她在法国电影界“新浪潮”派的大师地位。
   杜拉斯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只有疯子才去进行完整的写作。”她傲视法国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精美的法语被她分解成简单而琐碎的单句,从而失去了描绘的功能。她的作品里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而用平淡无奇的题材,用蒙太奇的切割,用情和景的对话,挖掘爱、疯狂、死亡、战争等形而上的主题。读她的作品就象嚼一颗青橄榄:初读时生涩酸苦,硬着头皮读下去,渐入佳境,则回味无穷。杜拉斯为自己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文体,独一无二的文体,她就是这种文体的化身,她为自己出色地归纳出一个三段式:“我用这种文体写我的书。这种文体就是我。所以我就是我的书。”
   “痛苦的爱情”是杜拉斯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个主题发展到顶峰便是一九八四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七十岁的杜拉斯将眸子投向半个多世纪以前,掬起记忆尽头最清澈的一捧水。小说的主线是贫困的法国少女“我”与一名富有的中国青年之间奇异的恋情。小说中的“我”,时而是个已入暮年的老妪,面对着镜中那刻满岁月沟痕的面孔,追寻着往日的踪迹;时而是个风韵犹存的妇人,出入沙龙,结交名流,对身边发生的战争、灾难、饥荒、寒冷、抵抗、投敌等应接不暇;时而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女,以童妓的打扮在街上招摇,而眼中又充满了对某种东西的希冀和渴求。在时代的犬牙交错中,一个女人的故事获得了隧道般的历史纵深感。这种写法超越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令文学界耳目一新。
   爱是痛苦的,爱不是幸福。在对爱的迷恋、质疑、向往、追忆中,杜拉斯本人完成了对两个时代的回归。最遥远的是印度支那时代。“我总是忧郁的。在我幼时的照片中我就看到这种忧郁了。”那时,她是一个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也不能付出的,象初生的婴儿一样懵懂无知的少女,她爱上了温文尔雅的中国青年。她爱他,却宁愿他不爱她,“事情只取决于她一人。”他说他是单身,为了她才痛苦地一个人生活。她说她也是,一个人。她是一座未喷发的火山,内里的岩浆已经沸腾。他们作爱的时候就象“大海,没有形状,无与伦比。”这是一场无望的恋爱。一年后,他们分别了,她在船上,他在岸上。他挥手,她落泪。这是心灵的创伤。但创伤对杜拉斯来说是件好事,她因此对任何咬啮更为敏感。更近一些的则是占领时代。夜色沉沉,云雾笼罩,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替德国人卖命的法奸。在失去光芒的巴黎,爱情沉了下去。她的丈夫象一具真正的骷骨被放在担架上抬走,这就是爱的痛苦;情人在夜夜笙歌的沙龙里优雅地拿着一杯葡萄酒,这也是爱的痛苦。为什么爱情总是与被叛联系在一起?那种痛苦令人作呕。而背叛与忠诚,“都是同样的怜悯,同样的呼喊,同样的缺乏判断。”这不是混淆美丑善恶,而是对存在主义、对个人有选择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超越。战争四处扩张、渗透、抢劫,无孔不入,深入人的躯体,人的灵魂。面对战争,爱是无能为力的。杜拉斯象一只孤独的母狼,在旷野里舔着她那两个时代重叠的伤口。
   爱之于杜拉斯,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而是一种不死的欲望,一种甜蜜的创伤,一种疲惫的梦想。六十年代席卷西欧的红色风暴退潮后,与她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杜拉斯经历了一段幻灭的精神之旅。无数的情人在她身边来来去去,她疯狂地吸烟,酗酒,写作。一个思想崩溃、感情匮乏、物质丰欲的时代来临了,她只有沉缅在对爱、对痛苦的回忆中,象一艘夜行的航船,航行在深渊的边缘。杜拉斯很象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晚年才思衰退,杜拉斯晚年却思如泉涌。人们不得不感到惊奇:这位体形娇小的老太太,满脸皱纹,戴着眼镜,身上裹着柔和的衣服,体质十分脆弱,说话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她怎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落雪的大门前写出帕斯卡尔的思想呢?她怎能在西贡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写出斯汤达尔的故事呢?九十年代以来,她多次昏迷、瘫痪或突发脑栓塞,却都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出院时往往还带着一本刚刚完成的新作。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杜拉斯才很不情愿地挥别爱恨交加的世界,这一次,喜欢回忆的她终于成为他人回忆的素材。
   我想起了丁尼生的诗句:“老人必须死去/否则世界将腐朽/今天有人来有人去/而我将不朽”若干个世纪以后,无数作家的墓碑已经倒塌,无数的书籍已经被忘记,人们回忆起杜拉斯的时候,也许会问:杜拉斯究竟是谁?那么,最好的回答是:她首先是一种散文,表达了对夜色、忧患、寂静和尚未言明的内容。其次她是一种使人厌烦的、遥远的、出神入化的音乐,它可以毁坏也能美化,既可以揭示也能象探戈一样回旋。
   曲终人散。杜拉斯身后的世界,没有痛苦,也没有爱。她早就看透了不朽:“具体细节上的不朽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抽象的原则之中。让某些人去隐匿这种不朽的存在吧,只要他们不知他们束手无策;同样,让另一些人去展示他们身上的不朽吧,只要他们不觉得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段在《情人》中写小哥哥之死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作杜拉斯对自己的死的一种诠释:“一旦发现生命是不朽之时,不朽就具有了生命力。不朽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既然它参与了精神和虚无的追求,所以,说它无始无终和说它与精神共存亡都是错误的。看看沙漠中那死亡的沙砾和孩子们的尸体,不朽并没有超越它们,它停下来,从那儿绕了过去。”
   读着这段话时,我突然又想起了那个十五岁的象女王一样孤独的法兰西少女,以及她在中国情人的黑色轿车的玻璃上印下的一吻。就那一吻,足以不朽;就那一吻,足以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可以凭借。
   我觉得自己的嘴唇冰凉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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