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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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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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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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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我从未写过,只是自以为写过;我从未爱过,只是自以为爱过;我什么都未曾做过,只是在紧闭的门前等待。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从法国传来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的消息,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电影《情人》中的那个镜头:那个十五岁的少女在汽车窗玻璃上印下的鲜红的一吻。她衣衫褴褛,不御严寒,有一种天涯孤客似的美。而那一吻是一种无限膨胀着的欲望、一种无法企及的欲望。那是杜拉斯对爱所作的最完美的诠释之一:爱,的确是最难的事。只是再难,也没有人可以避而不往。爱,是不死的欲望。
   一九一四年,杜拉斯生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这个国家没有季节,我们生活在它唯一的季节;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长长的热带地区,没有春天,没有四季更新。”在极度贫困中,她度过了无父的童年。歇斯底里的母亲,粗暴而不安分的哥哥,掺杂着仇恨的爱,麻木而善良的本地人,横穿飞鸟平原的湄公河,餐桌上的稻米香,组成了杜拉斯少女时代忧伤的回忆。哪个法兰西少女有过这样奇异的生活呢?
   十八岁的时候,杜拉斯回到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先后获得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她任职于殖民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周旋于敌、伪、友之间,与陷落的城市一起呼吸,与死亡一次次地擦肩而过。战后杜拉斯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对政治感到厌倦,退出了党派的倾轧。
   一九四三年,杜拉斯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之辈》,反响平平。七年之后,《抵挡太平洋的堤岸》却使她一举成名。这部小说以印度支那为背景,描写了母亲、儿子和女儿清贫、困顿、尴尬的生存状态。自传的色彩使小说笼罩在荡气回肠的深情中。在苦难与温馨之间,她的叙述产生了罕见的张力。殖民地是个异质的世界,“到处都有孩子死于贫苦, 他们死的时候,头发里满是虱子,于是孩子一断气,父亲便说,大家都知道,虱子会离开死孩子,要立即把孩子埋掉,否则,虱子会遍地都是,做母亲的则说让我再看孩子一眼,父亲又说,万一虱子跑到茅屋里可怎么办?他抱起孩子,把身体还温热的孩子埋进屋下的泥土里。”过去谁用这样残酷的语气写过“爱”?地球上有太多的孩子,田野里有太多的花朵,大河里有太多的水花,而人类的不幸正缘于太多的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法国新小说的鼎盛时代。杜拉斯作为新小说作家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新星,不断抛出惊人之作:《树林中的日日夜夜》、《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琴声如诉》、《悠悠此情》、《夏夜十点半》……可以说,她的作品每篇都有新的突破。一九五八年,她开始涉足电影界,以《广岛之恋》轰动世界影坛。此后,《长离别》、《印度之歌》、《卡车》、《她说毁灭》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杜拉斯风格的电影,奠定了她在法国电影界“新浪潮”派的大师地位。
   杜拉斯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只有疯子才去进行完整的写作。”她傲视法国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精美的法语被她分解成简单而琐碎的单句,从而失去了描绘的功能。她的作品里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而用平淡无奇的题材,用蒙太奇的切割,用情和景的对话,挖掘爱、疯狂、死亡、战争等形而上的主题。读她的作品就象嚼一颗青橄榄:初读时生涩酸苦,硬着头皮读下去,渐入佳境,则回味无穷。杜拉斯为自己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文体,独一无二的文体,她就是这种文体的化身,她为自己出色地归纳出一个三段式:“我用这种文体写我的书。这种文体就是我。所以我就是我的书。”
   “痛苦的爱情”是杜拉斯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个主题发展到顶峰便是一九八四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七十岁的杜拉斯将眸子投向半个多世纪以前,掬起记忆尽头最清澈的一捧水。小说的主线是贫困的法国少女“我”与一名富有的中国青年之间奇异的恋情。小说中的“我”,时而是个已入暮年的老妪,面对着镜中那刻满岁月沟痕的面孔,追寻着往日的踪迹;时而是个风韵犹存的妇人,出入沙龙,结交名流,对身边发生的战争、灾难、饥荒、寒冷、抵抗、投敌等应接不暇;时而是个风华正茂的少女,以童妓的打扮在街上招摇,而眼中又充满了对某种东西的希冀和渴求。在时代的犬牙交错中,一个女人的故事获得了隧道般的历史纵深感。这种写法超越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令文学界耳目一新。
   爱是痛苦的,爱不是幸福。在对爱的迷恋、质疑、向往、追忆中,杜拉斯本人完成了对两个时代的回归。最遥远的是印度支那时代。“我总是忧郁的。在我幼时的照片中我就看到这种忧郁了。”那时,她是一个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也不能付出的,象初生的婴儿一样懵懂无知的少女,她爱上了温文尔雅的中国青年。她爱他,却宁愿他不爱她,“事情只取决于她一人。”他说他是单身,为了她才痛苦地一个人生活。她说她也是,一个人。她是一座未喷发的火山,内里的岩浆已经沸腾。他们作爱的时候就象“大海,没有形状,无与伦比。”这是一场无望的恋爱。一年后,他们分别了,她在船上,他在岸上。他挥手,她落泪。这是心灵的创伤。但创伤对杜拉斯来说是件好事,她因此对任何咬啮更为敏感。更近一些的则是占领时代。夜色沉沉,云雾笼罩,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替德国人卖命的法奸。在失去光芒的巴黎,爱情沉了下去。她的丈夫象一具真正的骷骨被放在担架上抬走,这就是爱的痛苦;情人在夜夜笙歌的沙龙里优雅地拿着一杯葡萄酒,这也是爱的痛苦。为什么爱情总是与被叛联系在一起?那种痛苦令人作呕。而背叛与忠诚,“都是同样的怜悯,同样的呼喊,同样的缺乏判断。”这不是混淆美丑善恶,而是对存在主义、对个人有选择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超越。战争四处扩张、渗透、抢劫,无孔不入,深入人的躯体,人的灵魂。面对战争,爱是无能为力的。杜拉斯象一只孤独的母狼,在旷野里舔着她那两个时代重叠的伤口。
   爱之于杜拉斯,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而是一种不死的欲望,一种甜蜜的创伤,一种疲惫的梦想。六十年代席卷西欧的红色风暴退潮后,与她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杜拉斯经历了一段幻灭的精神之旅。无数的情人在她身边来来去去,她疯狂地吸烟,酗酒,写作。一个思想崩溃、感情匮乏、物质丰欲的时代来临了,她只有沉缅在对爱、对痛苦的回忆中,象一艘夜行的航船,航行在深渊的边缘。杜拉斯很象张爱玲。然而张爱玲晚年才思衰退,杜拉斯晚年却思如泉涌。人们不得不感到惊奇:这位体形娇小的老太太,满脸皱纹,戴着眼镜,身上裹着柔和的衣服,体质十分脆弱,说话声音嘶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她怎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落雪的大门前写出帕斯卡尔的思想呢?她怎能在西贡阴雨连绵的街道上写出斯汤达尔的故事呢?九十年代以来,她多次昏迷、瘫痪或突发脑栓塞,却都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出院时往往还带着一本刚刚完成的新作。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杜拉斯才很不情愿地挥别爱恨交加的世界,这一次,喜欢回忆的她终于成为他人回忆的素材。
   我想起了丁尼生的诗句:“老人必须死去/否则世界将腐朽/今天有人来有人去/而我将不朽”若干个世纪以后,无数作家的墓碑已经倒塌,无数的书籍已经被忘记,人们回忆起杜拉斯的时候,也许会问:杜拉斯究竟是谁?那么,最好的回答是:她首先是一种散文,表达了对夜色、忧患、寂静和尚未言明的内容。其次她是一种使人厌烦的、遥远的、出神入化的音乐,它可以毁坏也能美化,既可以揭示也能象探戈一样回旋。
   曲终人散。杜拉斯身后的世界,没有痛苦,也没有爱。她早就看透了不朽:“具体细节上的不朽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抽象的原则之中。让某些人去隐匿这种不朽的存在吧,只要他们不知他们束手无策;同样,让另一些人去展示他们身上的不朽吧,只要他们不觉得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段在《情人》中写小哥哥之死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作杜拉斯对自己的死的一种诠释:“一旦发现生命是不朽之时,不朽就具有了生命力。不朽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既然它参与了精神和虚无的追求,所以,说它无始无终和说它与精神共存亡都是错误的。看看沙漠中那死亡的沙砾和孩子们的尸体,不朽并没有超越它们,它停下来,从那儿绕了过去。”
   读着这段话时,我突然又想起了那个十五岁的象女王一样孤独的法兰西少女,以及她在中国情人的黑色轿车的玻璃上印下的一吻。就那一吻,足以不朽;就那一吻,足以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可以凭借。
   我觉得自己的嘴唇冰凉冰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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