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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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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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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寅恪的诗

   
   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陈寅恪的诗
   
    作为学术大师的陈寅恪与经广为人知,而作为诗人的陈寅恪却尚未引起人们十分的关注。其实,若以旧体诗而论,陈寅恪在二十世纪的文人中堪称一绝。著名学者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指出:“其诗立意遣辞,远迈异常,其辞藻略似李商隐,其意境略似钱牧斋。”陈诗的可贵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陈氏“生为帝国之民, 死为共产之鬼”,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若干重大变迁,家国之痛身世之感,一一熔入诗中,以强烈的史家意识入诗,古今对照、借古讽今、移史鉴今,几有“诗史”的份量。其次,陈氏深思忧郁,耿介不阿,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一生坚持与时代相左的思想,恢宏布衣书生之本色,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势所屈,故诗中处处可见人格光辉与自由精神,这种形而上学的特质使之“与天壤而同久”。

   
   
   上篇:诗史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一代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对自己生活的“神州沸腾,寰宇纷扰”的时代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深入地研究前辈的历史记录,从中总结人类作为每个个人的集合所作的决策及其后果;另一方面他则深入到当代的事件中去,用短促的诗句汇集成一部“叙说的历史”,让自己的取舍、视角、情感和阐释全都融汇其中。抗战时期,陈氏作诗较多。在“转徙西南天地间”的过程中,他吟出了“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这样一些情真意切的句子。既有东晋群臣对泣新亭、风景迥异的伤痛,亦有老杜忧黎元、思报国的拳拳热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的确有某种代代相传的永恒性的品质。
   当最后的胜利来临的时候,乐观的傅斯年携酒上街痛饮,而陈寅恪却用颤抖的手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书文到醒方知,何幸今日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这首诗平易自然一泄而下,却又铸典熔史回环往复,颇类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韵致,概括了历史转折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即使在这样举国狂欢的时刻,陈氏仍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他援引史书,指出国事仍然多荆棘:“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鉴于历史上胡马多次南下的悲剧,陈氏对世事了如指掌,他对俄国势力觊觎的警惕终为五六十年代的的历史所证实。《玄菟》一诗作于双目失明后不久——“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阳。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衰吟。”忧己、忧时、忧国、忧民、忧外患、忧内战,忧之深忧之切渗透进每个字里。陈氏化入大量典故,点石成金,化铅为银,千古兴亡久感与多事之秋之愁两相对照,更觉“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以才学入诗,唯有如陈氏辈“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以性情入诗,也唯有如陈氏辈不失赤子之心者,方能作此至情至理之诗。
    陈氏一生,家国巨变连连。在狼烟与烽火之中,他由清华而西南联大继而中大,始终蛰居书斋,埋首故纸堆中,似乎与时代保持较大的距离。实际上,陈氏外冷内热,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入世颇深,他的学术是一种能够承担苦难的学术,他的诗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体现出他的古道热肠。“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在沉痛展示知识者困窘而蹇迫的历史命运的同时,还表达了对现实最严厉的批判。外部世界一次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陈氏看来,许多相同的东西却沉淀下来。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则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都是讽刺一言堂的写真。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哪日休”之句,俱为“最是文人不自由”境遇的写真。陈氏冷峻地审视“乱哄烘我方唱罢你登场”的历史,发现在迥异的历史表象的背后,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的质地。“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索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这样的诗句,使人联想到中晚唐刘禹锡、杜牧的一系列咏史诗。长江中的沉戟、王谢堂前的旧燕、英雄的故垒、沧桑的遗址……这一切,萦绕在他的眼前与心中,令他警醒、亦令他痛苦,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历史的火车头加快马力向深渊驶去,自己的警示却没有一个人引起重视。
    文革浩劫,寅恪自不能身免,目盲脚膑之躯仍横遭摧残。此时陈氏悲观到了极点“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枯眼人。”陈氏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历史化,“断肠史”既指献身学术四十四年的历史,亦指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他一点也没有回避惨痛的历史,以超乎个人的关怀和超乎时代的视野,在对历史的阐释与记录中显示自己的文化信仰,因此他的诗构成了一部血泪交织的“诗史”。
   
   
   下篇:诗格
   
   余英时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自始便是文化价值的护卫者。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追求为依据, 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读陈氏的诗,深刻地感受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沛然其中,也就是一种不降生、不辱志、义命自持、屹立不动的人格精神。陈氏的挚友吴宓先生尝言:“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激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然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理想毕竟难在荆棘密布的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譬犹贞女而堕平庸,不肯效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初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而况鸿飞冥冥,姿意高翔?不被罗网,古今东西,能得几人?”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氏的自嘲,不输于当年陈子昂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悲叹。陈寅恪是一个决心把十字架背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是其五十六岁生日的自谓。已成涸辙之鲋,方悟一切苦难均缘于对“文字”——即文化的坚守。“读书久文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眼前苦与书中苦交成一片,体现了一种至为尴尬的处境。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陈氏不受政府再三的敦请,坚卧羊城,坚决不入新的权力中心北京。难道他不思念早年水清木秀书声琅琅的清华园?“世态万端终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了获得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毅然留在水土不服的南方。二十年代,陈氏目睹精神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惨痛一幕,他在为王而作的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论学,盖将以脱心态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陈氏自己一生也是按照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身体力行。
   苏格拉底说:“一个不经反省、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陈寅恪自我反省的深度,本世纪的知识分子罕有能及者。六十七岁时陈氏有诗“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旷达之外,悲凉则近于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之意。每一次哈姆莱特式的反省,对陈氏而言,都带来人格上巨大的升华。因此,即使到了“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地步,他仍能“然脂瞑写费搜寻”。悲观固然悲观,却并不绝望。钱理群先生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高度的理性和韧性。”陈氏是做到这一点的廖廖无几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他是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单就文化角度而论,“花岗岩”尚属于经过后来的雕琢就能充作新房子的建筑材料,而那些顺势流转的软体动物般的“学者”、“诗人”、“大师”们,尽管生前显赫,死后却很难辨认出他们的学术、创作性状,就像摊在地上的一堆稀泥,派不上什么用场。
    许倬云先生论及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曾说:“其成份与功能,均有改变。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使他们疏离于中国社会,其行为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的特征。”陈寅恪一生是在古与今、东与西之间进行悲壮的沟通工作。而他花岗岩般坚硬的诗句,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令每一个后来者不得不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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