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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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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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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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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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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季羡林先生在一九九六年第六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是一个脑筋闲不住的人,酷好幻想。”这篇论文写得像是神魔小说,令人读得津津有味。

   季先生垂垂老矣,尚能驰想天外,奇思纷出。我辈少年英才,自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因此,我也手心发痒,想写点文字与先生对阵。先生用“絮语”写论文,我十分钦佩,我也极不喜欢写那些道貌岸然,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尽管以我的才学写那样的冗长的、糊弄愚人的论文游刃有余。于是,我也用“絮语”来与先生“手谈”——更“絮”的“絮语”。捕蛇者打蛇打七寸,作文亦然,话不在多,一针见血即佳。
   门外与门内
   季先生是老实人,自称“仍然停留在中外文论的门外,遑论登堂入室。”已为学界泰斗,尚且如此老实,实在令人肃然起敬。但先生又说,“在某一些方面,一个门外汉反而能看出点门道。因为他所入不深,了无所蔽。没有真正专家们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一些‘枷锁’,跳起舞来,反而更能轻松如意。”我不敢苟同这样的的旷世奇谈。
   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与季老的论点天然契合,但仔细一思考,却有质的差别。东坡认为,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先得在庐山之中远近高低地认真观察,然后再跳到庐山之外,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透彻了悟庐山之真髓。“出乎其外”固然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入乎其内”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王国维所说的“人生三境”,乃是像登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走,先有“独上高楼”,才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直到第三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手到擒来”的前提乃是“铁鞋踏破”,天上是不可能掉下馅饼来的。
   世上没有空中楼阁,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季老却在这上面稀里糊涂。“偶尔也能搔到痒处,谈到点子上。”真的如此么?倘若一个人仅仅是站在门外,他能仅靠幻想就准确地洞悉室内的一切吗?我想,还是该老老实实地到门内走一走、看一看,从兵器库里取出十八船兵器,然后一路杀将出来,方能成圣成佛。否则,墙上芦苇的日子可不好过,一阵风来便东倒西歪。季老又说,“但我其他的工作毕竟还是太多,太杂、太急。没有能读完全书,被迫放下。”就连所要论及的著作都没有读完,一切议论岂不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武侠小说中一流的高手能以“内力”伤人,隔空打物,想必像季老这样学富五车者,或许拥有此等本领。
   谁失语啦?
   “失语”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的感受。我们已难于描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难于对当下的问题发言,我们拥有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被悬空了。具体到文学批评界,“失语”的感受更有切肤之痛。批评的缺席和批评家的焦灼,已然是一个令批评界难堪的事实。
   但季老自有的他的高论,“一读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此语堪称石破天惊。
   首先,“中国文学”是指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抑或两者都包括?若是古代文学,自然可以用古代文论来批评。但古代文论已是用钝的武器,要有新的研究成果,必须引进西方文论方能庖丁解牛——例如有的研究者引进西方心理学来分析《红楼梦》,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十分锐利。关键是看如何使用,而不是“能不能用”。倘若挂羊头卖狗肉,自然是“失语”,但“失语”之罪过,难道能推到西方文论身上吗?倘若做到水乳交融,未尝不会别开生面,新瓶装旧酒。再看现当代文学,它的质地与古代文学已有天壤之别。我想给季老出个难题:您不妨用古代文论的一套语言,如“风骨”、“气象”等来阐释一下极具先锋性的现代汉诗,若能解释得通,我就接受您的理论。再举个例,如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先锋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如何用古代文论阐释?可以想象,季老捧读这些年轻女子的小说时,眉头不知皱到怎样的地步。
   季老说,“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不禁要反问:西方文论难道能偏激地看作“枷锁”吗?近代以来,几代文论家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文论,引进的西方文论在中国近、现代文论中一直在唱主角。迄今为止,它们已内化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二十世纪难道不也是无法回避的“传统”吗?),岂是能我们能够“彻底摆脱”的?这是邯郸学步的幼稚想法。季老的这段话中,“检查”、“阐释”、“术语”、“建构”、“话语体系”等名词显然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可见他自己就没能“彻底摆脱”。有谁能搬起自己正坐在上面的那张椅子呢?即使是大力士参孙也不能。季老自以为没有“失语”,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古代文论家又听得懂几句呢?
   分析与综合
   季先生认为,中外文论的根本差异在思维方式上,“我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具体到文论上,中国古代文论虽然运用一系列玄之又玄的概念,但综合的能力却差劲得很,真正有点体系精神的两千年里只有一部《文心雕龙》。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有宏大体系的理论著作就层出不穷。
   再看对待作品的态度。季先生把西方规定为“分析”,便认定西方文论家都像外科大夫一样,冷静地拿着解析刀,对作品进行严谨科学的解剖。但是,倘若读几本西方文论巨著,我便发现全不是那回事。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以及歌德的谈话录等,都把文学及文学家看作一个浑然天成的独特世界,具有相当高明的整体观照的眼光。西方的现代当代文论,更是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成为一门“综合学科”。相反,中国的小说评点,反倒更像季先生所说的“分析”——对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品评,鉴赏和体味,有时到了入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吗?
   文化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若硬要用一两个词概括东西文化的差异,那么必然带来谬误与偏差。这种极为危险的做法,稍有头脑的学人都“远观而不亵玩焉。”倘在两种文明接触之初,作如此简单、明了、青菜豆腐一目了然的区分,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对自我和他者都未能充分认识,只好匆匆抓住一些浮在表面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季老还作这样的区分,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我以为只有初中学生才会这样思考。看来,老人的思路确乎“返老还童”,回到童年时代去了。
   此“混沌”与彼“混沌”
   季先生从“混沌学”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论的支撑点。本世纪以来,混沌学和模糊学在西方成为显学,这似乎足以证明东方早已领先于西方,因为中国早就有了混沌学。季文援引了《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条目,如形容嵇康的几句名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描述一个的容貌气质,比起西方作家不遗余力地从头发写到鞋子来,不是混沌又是什么呢?
   因此,季先生理直气壮地得出如下结论:“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宣布真理在握的老人,把玻璃珠当珍珠,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季先生的这段豪言壮语,比之乾隆皇帝当年训斥英国使者的话毫不逊色。“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连“混沌”我们也早就玩腻了,你们还来拾我们的牙慧。
   季先生自己说,“可惜我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微。我读过上面说到的几本书,也是生吞活剥,不甚了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搞懂以后再发言,没搞懂之前先保持沉默。季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只能从最大的宏观上来体会这几部书和这两门新学科的意义。”这就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在“生吞活剥、不甚了了”的前提下,能够达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吗?
   正因为“生吞活剥、不甚了了”,幻觉便出现了:季先生将“此混沌”与“彼混沌”混为一谈,干脆将两种“混沌”煮成一锅“馄饨”吃。其实,“此混沌”与“彼混沌”的差别有如波音飞机与明朝时万户自制的木头“飞机”之间的差别。不过,国粹派硬要把万户视为飞机的发明者,为他申请专利,我也没有办法阻拦。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在向东方靠拢,他们也不过是向《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时代靠拢,向我们的老祖宗靠拢,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创造了什么?季先生没有谈“当下”的问题。这是老人的聪明,在回忆中总能找到慰藉。这也是阿Q的愚昧,因为他说“我爷爷比你阔多了”的时候,总是他被欺辱的时候。
   拿来与送去
   文章的最后,季先生又愤愤不平地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中国无一人获奖,这是一个让每个爱国心高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现实。症结何在呢?季先生认为,“简单明了地说一句话:这出于西方某一些,特别是主其事者的瑞典某些汉学家等人的偏见。时至今日,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显露之际,竟还有一些西方人把枕头垫得高高地做着甜美的‘天子之梦’,对中国毫不了解,而且也根本不想了解,相对而言,中国虽不能说没有崇洋媚外者流,但是连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了解欧美情况。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做不到。将来一旦有事,优劣之势立见,这是我敢断言的。”
   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不了解中国,季先生将其归结到道德评判上。本来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足以让西方了解的程度,而西方则已经民主富强到中国非得了解不可的程度。但季先生巧妙地一转换,居然成了中国人比西方人心胸宽广、富于智慧的论据。当年的阿Q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因为阿Q是文盲,季老是国学大师。
   怎样在世界文论中发出声音?季老开出的药方是:大力宏扬“送出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输出革命,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管目的达到没有达到,毕竟有一整套“革命理论”可以送出去。那么,季先生今天拿什么送出去呢?拿《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兼八股?拿它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个落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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